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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费孝通先生修炼学问的“内功”，在新中国民族研究工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关注现实问题，致力于少数民族的发展研究，发现、提出多元一体格局、文化自觉、文化资源三大创新理论。费孝通是特殊的历史机遇造就出来的一位大学者，“社会科学的应用与中国现代化”是他平生学术研究的主题；实践以了解中国和推动中国进步为目的的中国式应用人类学，是他的一生追求。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有一个不断适应的“文化自觉”的过程。费孝通的“工作性”给我们的启示应当是：所谓“纯学术”未必是学者的真经，人类学、民族学的前程“贵在应用”。
关键词：费孝通；工作性；文化自觉
费孝通先生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去世时，新华社电讯稿中评价他为“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我国已故的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中，被称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者，只有费孝通一人。费先生学术造诣深厚，一生中还积极参与国家、社会活动，做出了特别的贡献。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担任过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可以说是位“参政”人物。他在世时和去世后，人们对他的“学术”和“参政”评价不一，主要的争议在于他究竟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是学者还是政治人物？［1］有人说他“亦政亦学总关情”。［2］费先生的一生，确实与中国政治结缘，有被打成“右派”的折磨，也有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风光。“参政”和他的“学术”确实纠葛在一起，剥离出他的“纯”学问似乎有点难。其实，说白了，就是由于一种“纯”学问价值观才造成对费先生学术评价的困惑。作为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为中国的民族学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正是他在中国民族研究中身体力行的“工作性”的结晶。
一、师承功底深厚 悟得应用真传
费孝通先生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学医，受当时革命思想的影响，于1930年转学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吴文藻（1901－1985）先生，这是他一生学术生涯的起点。吴文藻在1926年就举起“社会学中国化”的大旗，致力于人才培养。费先生在纪念吴文藻老师逝世10周年大会上说吴文藻先生尤其注重培养能起改革作用和能树立新风气的人才。［3］
吴文藻是费孝通步入学术殿堂的启蒙老师。费孝通晚年回忆说：
我在燕京三年，大部分时间用来自己读书，并跟吴文藻先生比较接近，我读了他书架上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书。我什么书都想念。这几年的阅读打下了我基本知识的基础。［4］
费孝通跟随吴文藻，不仅打下受用终生的学问基础，还确立了矢志不移的研究方向。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时，为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宏图，开始着手改造脱离中国实际的社会学。“吴老师把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学派引进到中国来，实际上也就是想吸收人类学的方法，来改造当时的社会学，这对社会学的中国化，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促进。”［3］（P．379）吴文藻先生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引进社会学所阐发的真知灼见，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明确而具体的研究方向，对于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做出了独树一帜的贡献。［5］正是在吴文藻先生倡导、提携下，费孝通进入了人类学、民族学的广阔天地，打下社会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社区调查研究”的坚实基础，受用终生。费先生说：
1930年我转学燕京大学师从吴文藻老师学习社会学。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认识到要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吸收西方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方法和着重现实的分析是一条比较踏实可行的路子，因此我在1933年升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史禄国老师学习人类学。［6］
1933年费孝通在吴文藻的力荐下，进入清华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专攻人类学。费孝通说：
在吴先生看来首先要学会人类学方法，于是想到了就在燕京大学附近的清华大学里的一位教人类学的史禄国教授。燕京和清华两校是近邻，但是要送我去从史氏学人类学却不是那么方便。吴先生为此先说服了清华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在1933年招收学人类学的研究生，更重要的一关是要说服史氏愿意接受我这个研究生。［7］
费孝通能够进如愿以偿进清华学人类学，也与他的另一位恩师潘光旦先生的帮助分不开。费先生自己说：“我进清华研究院是一生中的一件重要机遇。这个机遇的得来是得益于潘（光旦）老师说服清华社会学和人类学系同意招收人类学的研究生，这在当时是件破例的创举。”［8］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建立于1926年，学校确定社会学与人类学并重的发展原则，将社会学系扩名为社会人类学系。1930年开始增聘教授，续招新生，扩充课程，并按课程的性质分为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类学等。1932年，更名为社会学及人类学系。1933年增设社会研究部。其间曾培养出唯一的一名研究生，即史禄国教授指导的费孝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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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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