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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957年，费孝通但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对筹建和建设这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大学做了许多工作。1956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这是中国一项重大的民族工作，也是中国民族学研究的空前创举。费先生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这一使他兴奋的工作中，负责筹备和组织。然而，当他正在云南省准备进入实地调查时，却刮起了“反右”风暴。1957年，他被召回京，不久便被打成“右派”，被迫停止社会调查工作。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他受到猛烈冲击，直到1980年，才被公开改正了政治地位，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从此开始，费孝通称自己“获得了学术上的第二次生命”。他说：
合计起来，若从1935年瑶族调查作为我学术生命的开始，至今已超过60年，其中由于政治原因丢掉了23年，真正把时间主要花在学术工作上的至目前为止约30多年。我在第二次生命中，尽力想一天当两天用，把丢掉的时间捞回来，这个愿望固然不坏，能否实现，还得看天命。在我得到学术上的第二次生命时，正值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国民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各方面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身逢盛世，使我的学术工作又发生了一次新的定向。起初我还打算用我这第二次生命继续把民族研究做下去。［6］
1978年，费孝通由中央民族学院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任副所长。他在有关的会议上就少数民族研究计划做出报告和说明。他想把民族调查研究继续下去。然而，客观形势使他身不由己。自1980年以后，费先生时来运转，仕途亨通，担任过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尽管工作繁忙，他依旧保持学者本色，以学术为己任。1979年起任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1982年起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2年一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名誉所长，1985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他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振兴做出的努力和功绩，已是有口皆碑。在新的“客观形势”下，他把社会工作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把自己研究的方向，从社区研究转向“小城镇研究”，继而扩展到“区域研究”。而对于民族研究，他仍然是“旧情未衰，还是恋恋不舍”。［6］特别是在国际学术讲坛上，他堪称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首席发言人”。
1978年11月，费孝通出席联合国大学在日本京都召开的东亚学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做了题为“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改革的一些体会”的学术讲演。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费孝通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出现在国际学术讲坛现场。他在这次讲演中用乐观的笔调描述了“中国少数民族在这近30年短短时期的巨大变革。”并表示在中国的事实中建立起来的信心使他对“人类的前景充满信心。”
1979年秋，费孝通应邀赴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作柯明斯讲座（Cummings Lecture）的学术讲演。他这次讲演的主题仍是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在“中国的现代化与少数民族的发展”这一题目下，费孝通提出了一些事关日后中国改革开放全局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尽管费孝通研究重点有所转移，但他心系民族研究的热情不减。他一直关心少数民族的发展，进行民族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把民族研究与民族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志在富民”是费先生民族研究的根本立足点。基于这一价值取向，他密切关注“中国的现代化与少数民族的发展”。他的民族研究，一是从中国少数民族现实出发，一是从民族工作需要出发。关注少数民族现代化的“发展观”是贯穿他的民族研究的主线。为西部开发出谋划策，关心扶植“人口较少民族”，呼吁重视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问题，是费孝通在他第二次学术生命期间为造福民族地区提出的三件大事。这些关系到民族发展的大事，是他在民族工作中的发现，也是他应用研究的实践结果。
在新的“客观条件”下，尽管他无法“集中力量搞民族研究”，然而他的民族研究没有终止，笔耕不辍。自1979年以后结合民族工作发表的民族研究论述50余篇。这些论述表明，费孝通不仅是一位尽职尽责的社会工作者，又是一位从实求知、锲而不舍的学问家。费孝通一生从来没放弃学术研究，但他也从不讳言自己研究的“工作性”。他说：
学术工作也是个人的社会行为，既不能摆脱社会所容许的条件，也还要适应社会演进的规律，这样才能决定自己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应当怎样进行自己的学术工作。这种自觉可以说是一方面既承认个人跳不出社会的掌握，而同时社会的演进也依靠着社会中个人所发生的能动性和主观作用。这是社会和个人的辩证关系，个人既是载体也是实体。［20］
费孝通在民族工作中关注现实问题，致力于少数民族的发展研究，为我们树立了学者型工作、工作性学术研究的典范。
三、实践“应用人类学”，在民族研究中建树创新的文化理论
费先生的民族研究的特色，可以用“贵在应用”来概括。他是实践应用人类学的一个楷模，一个大学问家。费先生一生著述丰富，其中有许多早已被评论者称为“应用研究”，而他本人也直言不讳说“自己的研究是为了解中国和推动中国进步为目的的中国式应用人类学”。1980年3月，他获得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颁发的马林诺斯基奖，这是国际人类学界对他的学述成就和贡献的肯定和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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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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