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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1899－1967）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他于1913年考入清华学校。未及弱冠，博览群书，才华横溢，受到清华国学导师梁启超的赞赏。1922年从清华毕业，因出类拔萃，被保送赴美留学。在留美期间，他主修生物学，研习遗传学、优生学等。1924年获达茂大学学士学位。192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返国。1926年至1934年，他先后在上海地区的政治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东吴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沪江大学等校任教，1934年至1952年，任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于抗日战争中担任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潘光旦学问博洽，被誉为“学贯中西，融会古今，打通文理”，“游刃于自然、人文、社会诸学科之间，而无不运用自如者”。潘光旦达致一种“会通”，形成“新人文思想”，即以“位育”为中心的生物社会学思想。［10］
能够在学业上受到像潘光旦这样的老师青睐，是难得的幸事。对于费孝通来说，还不仅仅于此。他一生的学术，都受到潘先生新人文思想的激励。同时，他的人生道路，也和潘先生如影相随。可以说，潘光旦影响了费孝通一生，费先生在纪念潘先生的文章中说：
1938年我从英伦返国，一到昆明就又被这位老师吸引住了。我不仅在学术上跟上了他的新人文思想，而且在政治上也被他吸引到了同一条道路，归入当时被称为‘民主教授’的一群，还被吸收进民主同盟。从此我们两人就难解难分， 以致成了难师难徒。而且从1946年开始，我们又毗邻而居，朝夕相见，1957年后更是出入相从，形影相依。这种师徒的亲密关系一直到他生命最后一刻，一共有三十多年。这样长期的熏风沐雨，我应当是他的学生中受益最深的一个。［8］
加入民主同盟，成为“民主党派”一员，对费孝通的一生的学术、工作都有重大影响。费孝通与潘光旦的师生之谊，转化成患难之交。费孝通的学术和工作，深深地烙上了潘老师痕迹。
费孝通进入清华大学后，师从俄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Shirokogorov 1887－1939），受到严格的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科班训练。费先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从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1994）。他说： “这项工作足足费了我一年时间。这是我踏进人类学领域的第一步。”“他给我的基础训练一直影响了我一生的学术工作。”［7］（P．95，97）费先生晚年回忆说：“我跟史氏学习虽只两年，但受用却是越老越感到深刻。”［7］（P．91）1934年费孝通初学人类学时，读过史禄国的一本名叫Ethnos的小册子。在史禄国的理论里，Ethnos是一个形成ethnicunit的过程，包含着一大套丰富的含义。费孝通晚年提出“多元一体论”，从史禄国ethnos的“动”态观中受到启发。”［16］
师从英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 B.K.1884－1942），是费孝通成为国际上人类学、民族学知名学者的关键性机遇。
1936年，费孝通考取公费留学英国的资格。吴文藻先生当时到美国参加哈佛三百周年纪念会，见到马林诺斯基，向他介绍推荐已到英国的费孝通，马林诺斯基欣然接受了这位关门弟子。由此，费孝通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马林诺斯基专攻社会人类学二年。
在诸多西方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中，吴文藻先生特别青睐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等人创建的功能学派（Functional School）。他称马林诺斯基“独树一帜”。1938年费孝通先生归国时，马林诺斯基将他尚未发表的《文化论》（What is Culture）赠送给他携带回来。在吴文藻先生支持和指导下，费孝通将《文化论》译成中文，发表于1938年6月出版的《社会学界》第10卷，后又作为《社会学从刊》甲集第一种出版。在英国学习，费孝通掌握了功能论的理论与方法，紧紧地抓住“文化”这个核心。他写了一篇《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1995），指出“把文化看作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人工体系，是马老师所开创的功能学派的基本观点。”［7］（P．408）他跟马林诺斯基先学“文化论”，后学“文化动态论”，他以“动”的视角，领会功能论，深得真髓。他在《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1998）一文中，阐释了自己对马氏理论的解读，说：“我同意Ｋｕpｅｒ把马老师从文化的静态研究到文化动态研究的转向看成是她社会人类学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转折。”［11］费先生一生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始终坚持功能学派的“用”字真经，同时又牢牢把握“动”的本质，把功能论用活。这是他做学问成功的一把钥匙。
作为学人，一生中能遇上一位有知遇之恩的名师就是幸运。费孝通得到吴文藻、潘光旦、史禄国、马林诺斯基这四位著名大师的点拨、青睐，可以说是大幸。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费孝通先生从师、敬师，修炼学问的“内功”。这是他成为学问大家的根基。这个根基，还要深深扎根在人类学、民族学深厚的实地调查土壤。费先生不负恩师们的厚爱，遵循老师的教诲，孜孜不倦，联系实际，“行行重行行”，施展“外功”。而新中国民族研究工作，为他提供了爆发内功、激活外功的广阔舞台。这个舞台，正是费先生成就学术功业的“学问社区”。
二、在民族工作中关注现实问题，致力于少数民族的发展研究
“用”是功能学派理论方法的立足之本，费孝通在他的学术生涯中，身体力行，别开生面，“用”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片学术新天地。
实地调查，是民族学、人类学这二门应用学科的生命力之所在，是学科发展的基本功。在人类学民族学发展史上，功能学派的实地调查理论和方法具有划时代意义，被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 1908—）称之为“马林诺斯基革命”。［12］这个革命，就是对民族学实地调查创新，开拓了“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ao）”式的田野工作新局面。这是民族学实地调查发展过程的一次变革，一个里程碑。可以说，“参与观察”真正把民族学带进了“现代”。费孝通深得马老师的真传，说“马老师在把现代人类学者从书斋里拉进充满着新鲜空气的‘田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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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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