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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梁漱溟和费孝通两位都是乡村发展史和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本文主要讨论费孝通对梁漱溟乡村建设主张的态度。对年轻的费孝通而言，其学科训练、师友影响以及士绅家庭背景都令他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主张抱持保留和质疑的态度；历经数十年人生风雨，经过晚年的反思与补课，费孝通重新认识并走近了梁漱溟，对其乡村建设主张的认识也实现了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的转变。梁漱溟与费孝通两位先生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真知灼见是中国社会科学推进本土化的标志和重要成果，对于深入认识和有效解决当下的乡村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费孝通；梁漱溟；乡村建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一、“我对梁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
1987年10月31日，在为纪念梁漱溟先生95岁诞辰而举行的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费孝通先生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讲话，他说：“梁漱溟先生是我一向尊敬的前辈，是当代中国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他是一个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我对梁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1988年5月，费孝通主持香港“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学术研讨会，邀请梁漱溟先生参加，95岁的梁先生难以承受旅途跋涉之劳，在家里录制了视频讲话拿到研讨会上播放，这是这位老人生前最后一次学术演讲。就在这次会议上，费孝通就梁漱溟的文化观进行了专题发言，他认为，梁漱溟的理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验，虽然其中有不少值得讨论的地方，但是作为提出问题、提出观点的先锋值得后辈敬仰。
曾有人询问梁漱溟：“晚辈学者中你最佩服的是谁？”他答：“是费孝通。费孝通先生走江南谈江南，走江北谈江北，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也能如此”。另有人问他：“在民主党派人士中，对谁的印象最好？”他答：“费孝通。费孝通这个人样样都通，近年深入农村工矿调查，使他更通。他的名字就有一个通字”。费孝通对此回应道：“他这样讲，也许是因为我跟他有某些相通的地方吧”。
的确，两位先生在诸多方面存在相似相通之处：都曾有志学医，却又都弃医从文，转入认识中国社会以救亡图存；都在青年时期完成重要著作；都曾在北京大学任教；都曾担任民盟的重要职务；都曾办报，倡导和平与民主；都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都强调学以致用，反对“为学问而学问”；都关心中华文化及其历史命运；都曾直面中国乡村的衰败并提出真知灼见；都得享高寿95岁。
既然存在这么多相似相通之处，彼此间又惺惺相惜，那么，费孝通对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的主张是什么态度呢？
20世纪20-30年代如火如荼展开的乡村建设运动，就其问题意识而言，回应了“五四”时期政治社会制度变革的基本命题：帝制皇权解体后，建设民治政体的民情基础是什么？塑造能够支撑共和政治的社会和民众基础，成为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任务（侯俊丹，2017）。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尝试非常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梁漱溟在其持改良主张的父亲安排下从小接受新式教育，中学时代因深受梁启超的影响而崇尚君主立宪，但是清廷半真半假的改革促使他很快转向支持革命，憧憬在中国实现西洋政治制度。然而民初的政治乱象及相继的军阀割据再次令他大失所望，也使他“深悟到制度与习惯间关系之重大，深悟到制度是依靠于习惯”，“当我注意到养成新政治习惯时，即已想到‘乡村自治’问题”。他开始提出“乡治”主张，后因参与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和接办《村治月刊》（1929-1930）而改称“村治”，之后又统称为“乡村建设”。他说：“我从事乡村运动的动机是从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烦闷而来的。我由于对政治问题的烦闷而得到的一个答案，即：要先培养新政治习惯。而新政治习惯的养成，须从小范围入手，因此才注意到乡村；不然的话，我便不会注意到乡村”。
尽管当时不乏社会学者对乡村建设主张的批评，但是总体上，社会学者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设立乡建实验区，到培养乡建人才、推动乡村社会调查以提供实验基础，再到在舆论界造成影响、参与整合乡建力量，都有社会学者的参与。费孝通于1933年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亦曾一度应邀参加了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工作。作为一名社会学的后辈学者，费孝通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主张又是什么态度？
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理解思想家对彼此之间主张和看法的态度，与理解不同思想家各自的主张一样，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两位先生都是乡村发展史和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爬梳和辨析彼此对对方的主张的态度，有助于回到双方共同面对的原初问题，加深对各自主张的深入理解，明晰不同主张和思路的共同和歧异之处，也有助于加深对当时社会思想总体状况的理解和把握。
此外，提出这一问题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国家发展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在乡村。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的实现是一项历史性任务，任重而道远。鉴往知来，要深入理解和顺利解决当下的乡村问题，就需要了解它的历史脉络，了解前人的探索尝试和经验教训。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尝试与费孝通先生的乡土重建主张无疑是值得我们珍视的重要历史遗产。
目前学界对梁漱溟和费孝通各自关于乡村发展的思想的研究很多，对两人的思想进行比较讨论的研究相形较少。丁元竹较早提出对二人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两人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所采方法和所获认识有所不同：梁漱溟认为中国新生活的源泉必须到乡村中去寻找，他主张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复兴农村以带动都市的道路，费孝通则认为城乡二者同样重要，在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上更强调乡村工业的重要性。就面对西方文化的态度而言，梁漱溟总体上是否定西化论的，认为中国文化是处于比西方文化更高的阶段的文化；费孝通则认为不同文化各有特点，并无优劣之分，特定的文化只有在特定的人文生态环境中才能得到理解。徐勇在其研究论文中指出，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从东方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实际出发，深入探讨了现代化中的乡土重建问题。毛泽东主张推行以农民为主体的制度革命；但是对政治革命的偏重使乡土重建承载了过多的政治理想色彩，反而使乡土重建难以实现。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殊的社会，只有建设的任务而没有革命的对象，中国的问题是近代西方文明冲击造成的文化失调问题，其出路在于通过乡村组织重建新文化新礼俗。费孝通则强调中国乡村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在于恢复乡村工业。三人的探索思路尽管不同，但也存在共同之处：都认为现代化进程不能以牺牲和遗弃农村为代价；都强调乡土重建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开发和挖掘农村和农民的内在潜力；都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农村，身体力行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从中挖掘和寻求解决乡土重建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费孝通英文传记的作者阿古什注意到，年轻的费孝通对乡建工作流露出冷淡和轻视之意，而更倾向于通过学术研究认识中国，以作为进一步改进社会的基础。阿古什推测说这是因为费孝通当时在派克的影响下对城市研究更感兴趣。在人类学者杨清媚看来，真正的原因其实并不在此。费孝通的乡村研究走了一条与梁漱溟不同的道路，对绅士在乡村改造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是其中关键。虽然两人都强调绅士的重要作用，但是梁漱溟眼中的绅士的首要承担在于培养人心、教育地方，费孝通眼中的绅士则应起到另外的作用，即促成技术和社会制度的革新。梁漱溟认为职业分立而人心无差别；费孝通则认为绅士与农民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不同传统，道德有差等，人心有分别。在费孝通那里，虽然有对绅士的道统的坚持，但他那时并未对中国历史传统发生真正的兴趣，因而对于道德和历史的问题存而不论。这可谓点中了两位先生一个重要的分歧。不过在本文看来，关于乡村士绅的角色和作用只是二人分歧中的一个方面，而且重要的是，学者的思考和主张随着时代形势和个人境遇的变化而变化。杨清媚留意到，到了老年，费孝通意识到（或者是时势允许他去谈）这些制度一直忽视了给知识分子自身寻求安身立命之所，文化精神无从依傍。他后来走向对精神世界的研究，其实迂回地重现了梁漱溟的问题。可惜囿于主题和篇幅，她未能就此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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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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