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评介

 

　　第一是强调对未来一种美好生活的价值预设。人类学家应该是有其自身价值追求的，这种追求在费孝通看来，核心就是期待着人在世界之中会有一种美好生活、美好社会的来临，这种生活不仅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属于研究者所研究的对象，这可谓人类共同性价值的一种追求。

 

　　第二是强调一种多样性的人的存在。很显然，费孝通在这一点上所贯彻的乃是一种真正人类学的文化观察，是可以包容多样性存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反过来，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必然是能够去包容多样性的人的文化存在。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表述中，我们也真正看到了费孝通所倡导的文化自觉中对差异性文化存在的真正包容。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费孝通所倡导的多样性包容之中也隐含着一体的共同性价值的表达，差异不是散漫而无所依靠地存在着的，差异是如容器一般被盛纳在一体之中的。在此意义上，费孝通的文化观便有了一种独创性，这种独创性是把西方认识论中的“多”和“一”的对立转变成是一种相容和辩证。

 

　　第三是强调人的主体本位与世界关怀之间的彼此并接。在这一点上，费孝通的文化观无疑是属于主体本位的，但它却又从来都不会缺失一种世界性的关怀。他早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可以说是有着明确文化主体本位意识的典范之作。同年，费孝通在《美国人的性格》一书的后记中也专门提到了“世界性的大社会”的概念，这又无疑体现了费孝通自身所拥有的一种世界性的关怀，这是一位人类学家尝试着从人类整体去看待世界未来的中国智慧的一种表达。

 

　　第四是强调世界不同民族多元一体的共存共生以及自我的创造性转化。“多元一体”这一概念是费孝通晚年的又一个重要学术贡献，多元融汇到一体之中以及一体包容多元，有分有合，圆融共通，互惠互助，由此才可能真正实现多民族、差异性以及多元发展。在这里，多元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只在一个文化里生长起来的人，看到别的文化模式，总是怀有几分不理解，这种思维在一个文化间少有往来的世界里是行得通的，但在一个伴随着交通通讯日益发达的世界里，这种孤芳自赏的文化心态就需要转变，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大转型，也是人类学思维越来越被社会科学所重视的原因所在。因此，必须从单一文化的认知转型到多元并存的文化认知上来，从“邦亦有道”转换到“邦各有其道”的多元文化的理解上来，由此而形成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更为完整的认识。

 

　　第五是强调文化自觉的和谐发展。费孝通借文化自觉概念的提出而为自己的人类学研究开辟出了一片全新天地。费孝通认为文化担当着社会的粘合剂和缓冲剂的作用，它在避免相互冲突上起到了一种和缓作用。尽管文化之间并非没有战争可言，但文化的主旨不在战争而在于和谐。

 

　　第六是强调生态发展不可偏离心态发展的新发展理念。费孝通1992年在参观过孔林之后所写的《孔林片思》一文，是对于人的心态给予全新理解的开始，是反省人类学该有所作为的一种自觉，也是要去注意人的头脑中的想法，要真正思考人的认知能力的一种开始，这归根结底是要去领会人与人之间如何友好相处、如何共同生存下去的问题。

 

　　第七是强调一种可以造福于民的人类共同价值和理想追求。费孝通曾经强调自己的学术追求“志在富民”，这可谓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类学家所独有的对于人类共同价值和理想的追求，这种追求反过来又促成了他更具统领性的文化自觉意识的突显。费孝通的文化观在无形之中将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嵌入到带有世界性的更具普遍性意义的理想社会的追求上去，这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尤为需要。人们在追求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此去应对这个共同体价值的诸多世俗化倾向。

 

　　第八是强调面对现实生活的价值重构和文明重建。费孝通晚年所践行的“行行重行行”的理念和实践，真正体现出来的乃是一种跨越空间意义上的文化观察，而一次又一次的重访江村则必然是在一种时间意义上对于中国社会变迁最为深度的观察。而根基于此的实地调查，使费孝通能够在其晚年的思考之中真正直接去面对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转型，并由此而提出以文化自觉为基础的四美方针，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文明重构的基础，更是文化创造努力的方向，二者不可偏废。

 

　　第九是强调一种与时俱进且重在人本追求的文化转型观。可以清晰地看出，费孝通文化观的核心是一种对于动态文化的关注，是基于“精神世界”的一种“神游冥想”，同时也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文化观，其重在人本的关怀，并且是一种在人和文化之间人及其意识能力变得更为重要的文化观。费孝通看到了即将来临的一场大变革，这是文化转型的真正开始，世界会变得超出三维空间，形成了各种新的变化。虚拟现实在费孝通的时代还没有那么明显，但在今天则成为众所周知的科技新应用。在未来，我们原本真实的生活会变得异常虚拟，反过来，原本虚拟的生活又似乎一下子回到了真实的生活实践中来，这就是由所谓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文化转型。

 

　　第十是强调“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价值关怀。这是费孝通在方法论层面的一种自我超越，是试图从西方既有的人类学传统中寻找到对于人类学的殖民背景和殖民心态的一种大扭转。这种“迈向人民的人类学”并非是一种被迫，而是一种自觉，同时也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设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可以看成是费孝通对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的引领性贡献，这必将带动中国人类学的成长。

 

　　以上对于文化属性的关注，都可谓费孝通文化观念中最具有核心性的价值理念，它会影响并引导我们在一个新的时代直面当下文化的新现象，并对当下的文化存在给出一种极富智慧的新理解、新主张以及新领会。在此意义上，费孝通的文化观重在新而不在旧，重在人而不在物，重在未来而不在既往，重在发展而不在止步不前。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