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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广东海丰人，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的钟敬文（1903-2002），偕夫人陈秋帆东渡日本，自费求学取经。抗日战争爆发前，钟敬文回到祖国，挟笔从戎，成为抗日队伍中的一员。钟先生晚年回顾东瀛求学生活时说：“这是我学术经历的一个重要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坚定了终生从事民间文艺学的学术方向，充实了学术的知识结构，也取得一些基础性的成就。”
70多年前的东瀛旧事，想起来是那么遥远。前段时间我在日本国家档案馆意外发现了钟敬文夫妇留学期间的几份档案，顺其线索，在故纸堆里不断追踪，好似坐着时空穿梭机，穿越到了1930年代的东京城。
那时候，日本物价比中国还要低得多（要不中国人要抵制日货倾销呢），中国的青年作家们领着中国稿费，纷纷跑到日本渡假。诗人卞之琳1935年春也加入了客居日本的行列，他在1983年《读书》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当时日本生活费用便宜，巴金正在东京住。梁宗岱受北京大学排斥，偕新夫人沉樱住在叶山海滨。我有老同学吴廷璆在京都帝国大学读书，我不通日语，可以投靠他，在这个清静的故都闭门译书。”（《星水微茫忆<水星>》）作家如斯，自费留学生更是蜂拥赴日。在东京的数千名中国留学生扎堆儿住在高田马场、神保町附近，把这一带的餐饮业和房租市场带旺起来。早稻田大学接受中国留学生最多，附近饭馆的日本姑娘若不懂得说几句中国话，生意会差好几倍。
钟敬文抵达日本之初，先是住在神保町的中国学生宿舍，1934年秋季开学之后，搬到早稻田大学旁边的高田马场下宿居住。前几天我们实地走过一趟，钟敬文从这里走到早稻田大学，10分钟不到，一晃就到了，尽可以把自己“笼起来读书”.
25岁的秋子 （陈秋帆笔名）要走到她所在的法政大学，却需半小时以上。钟先生晚年回忆说，秋子每天一早，背着一个布书包，从高田马场走到法政大学。路上有一个长长的山坡--神乐坂，这一带是旧江户（东京的旧称）的老城墙沿儿，今日所见，风景还带着欧洲小镇的悠闲味道，坂上一溜儿全是卖小手工艺品的小店。上坂的路有些陡，8月艳阳底下，芳华正茂的秋子女士，步调是轻快的吧？路的起点是异国的温馨小家，路的尽头则是学业所在。
1995年，92岁的钟先生在《东京留学生活杂忆》中提到，那时候的秋子，喜欢穿一袭日式连衣裙。时隔60年，老人对于这一映像的回忆竟如此清晰，让我暗暗惊奇，为那一抹淡淡的浪漫而感动。当我行走在徐徐坡起的神乐坂，看着坂上历历浮云，清风拂过时，如丁香般的秋子女士似乎从坂上轻盈走过，裙角微扬，那一袭日式连衣裙或许就是这样定格在钟先生永远的记忆里。
1936年春，钟敬文结束了早稻田大学大学院（等于中国的研究生院）的学业，秋子则还在法政大学的第三年学习中，这时候他们搬到神乐坂中部的赤城町77番地居住。阔别中国文坛两年多，读者与朋友们早在国内等得心焦，郁达夫借着《中国新文学大系》隔海传话，希望“散文清朗绝俗”的钟敬文“能够恢复旧业，多做些像《荔枝小品》、《西湖漫拾》所曾露过头角的小品文”.钟敬文确实也准备利用在日本的最后几个月，好好写下日本见闻，是以他在东京当起了“坐家”,窝在家中静心写作。当时他们的经济情况似乎不是很好，租住的房子只有6叠塌塌米，约等于10平方米，不过秋子上学的路却是近了好多，十几分钟就能走到法政大学。
由于东京的城区在二战之后重新规划，我们费了好多周折，才找到钟敬文夫妇在东京的最后落脚点，今天的东京新宿区赤城下町77番。物非，人亦非， 77番地的旧建筑早已荡然无存，新主人中川氏对1936年的故事一无所知。然而女主人却那么热情，听完我们的叙述，直说“残念”（“可惜”），若真是他们家祖上接待过日后的中国著名学者，那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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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0-09-12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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