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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05年是费孝通、王同惠大瑶山调查七十周年，费孝通先生也于同年4月24 日逝世。笔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试图就大瑶山调查对费孝通人生和学术的影响、民族研究思想的形成以及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思想展开初步的研究。
关键词：费孝通；瑶山调查；民族研究；文化自觉
七十年前，一对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不远千里前往偏僻的广西大瑶山做社会调查，这就是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界广为人知的费孝通与王同惠的一段经历。他们一路走，一路写出《桂行通讯》，在《北平晨报》和天津《益世报》上连载，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燕京大学的师生们，都对这对志同道合的夫妇叫好。他们于1935年10月18日进入大瑶山，费孝通进行体质人类学调查，王同惠则进行社会学调查，他们在大瑶山的生活“充满了快乐，勇敢，新颖，惊奇”。①
然而，1935年12月16日，当他们完成花篮瑶调查后，在从坳瑶居住的古陈村向茶山瑶居住地区转移过程中，却发生了王同惠遇难、费孝通受伤的意外。大瑶山的不幸遭遇，成了费孝通人生中的一个噩梦。几乎可以说，大瑶山改变了费孝通的人生。从此，费孝通和大瑶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先后五上大瑶山，甚至在他九十高龄之时，还一直惦记着再上大瑶山。
2005年是费孝通和王同惠大瑶山调查七十周年，费孝通先生也在同年4月24日逝世，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我受费孝通先生家人的委托，利用暑假的时间，重上瑶山调查，重点访问了费孝通和王同惠当年的主要调查地六巷村。2006年1月10日，我再次陪同费孝通先生的女儿费宗惠、女婿张荣华，对大瑶山的五个瑶族支系展开调查，意在完成费孝通和王同惠先生未竟的调查。
费孝通先生的家人将这样一个使命交给我来完成，是对我的信任和厚爱，也是我作为费孝通学生的光荣，更是我和费孝通先生的缘分。我第一次认识费孝通先生，就是在1982年秋末冬初的时候聆听他所做的“四上瑶山”的学术报告，当时我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正是这篇“四上瑶山”的学术报告，引导我认识了费孝通，也使我走上了追随先生从事社会人类学研究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大瑶山也是我的学术起点。这里，我想总结一下大瑶山的特殊经历对费孝通的人生和学术都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大瑶山调查对费孝通的民族研究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升华的文化自觉理论都产生了哪些影响。
一、大瑶山调查对费孝通人生和学术思想的影响
大瑶山调查留给费孝通最大的痛楚，就是王同惠的牺牲。王同惠的牺牲促使费孝通坚定不移地去实践他们年轻时的梦想，造就了一个不平凡的人生。
王同惠在大瑶山调查中突然牺牲，对费孝通的打击非常大。费孝通在《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的后记里写道：“同惠死后，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一直到现在，正似一个自己打不醒的噩梦！”当费孝通从心灵和肉体的双重痛苦中站起来之后，他意识到“我既不死，朋友们一路把我接了出来。我为了同惠的爱，为了朋友的期望，在我伤情略愈，可以起坐的时候，我就开始根据同惠在瑶山所搜集的材料编这一本研究专刊。这一点决不足报答同惠的万一，我相信，她是爱我，不期望着报答的，所以这只是想略慰我心，使我稍轻自己的罪孽罢了。”②
费孝通在当时不仅是痛失了一个亲人，也是痛失了一个调查研究的伙伴，他在广州养病时给朋友的信中表达了这种痛苦：“若是我们所认定‘从认识中国来改造中国’是救民族的正确大道，那么同惠所贡献给民族的并不能说小了。同惠有灵当在微笑，那是我相信的”。当费孝通逐渐从痛苦中清醒过来，他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特殊使命：“同惠是不能再为中国，为学术服务了，因为她爱我，所以使我觉得只有我来担负这兼职了。我愿意用我一人的体力来做二人的工作，我要在20年把同惠所梦想，所计划的《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实现在这个世界上。”③
为了这一个庄严的承诺，费孝通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严酷环境，始终不渝地坚持“我们所认定‘从认识中国来改造中国’是救民族的正确大道”，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国的文化和社会。费孝通在晚年写道：“我是想从人类学里吸取‘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科学知识。我这样说，也这样做。一生中虽则遇到过种种困难，我都克服了。年到七十时，我还是本着这个‘志在富民’的目标，应用人类学的方法，到实地去认识中国农村，中国的少数民族，凡是穷困的地方我都愿意去了解他们的情况，出主意，想办法，帮助他们富起来……做我一生认为值得做的有意义的事。”④
大瑶山的调查研究，在学术上也对费孝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费孝通在《花篮瑶社会组织》重版前言里写道：“作为一本我在青年时代和亡妻合作的学习成果，我也无意在此作自我评论，只想说在重读时不断发现我后来所发表的许多学术观点的根子和苗头，因而想到这本书对于那些想了解我学术思想发展过程的朋友可能也是有用的。”⑤
费孝通、王同惠的《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沿着家庭、亲属、村落、族团以及族团间的关系层层深入，仅以数万字的篇幅，就展现出一个完整的花篮瑶社会结构。吴文藻先生评价道：“我们看过这本花篮瑶的社会组织以后，就不能不承认该族社会组织的严密，文化配搭的细致。”⑥ 在养伤期间，费孝通在家乡开弦弓村做了调查，由此写出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得到导师马林诺斯基的高度赞誉。留洋归来的费孝通，立即在抗日战争的烽烟中扎进云南农村做调查，他的《禄村农田》指向内地农村的土地制度，也带着比较研究的视角，标志着他的社会人类学思想的进一步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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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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