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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8月在辽宁丹东鸭绿江边度暑。丹东是个满族的聚居区，据1990年人口普查，丹东地区满族人口超过100万人，占全地区总人口的40%以上，已有三个县，岫岩、凤城、宽甸建立了满族自治地方。我抽出几天时间访问了附近的满族农村。在访问过程中我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我在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读书时曾读过当时的老师史禄国教授在20年代写的《满族社会组织》一书。引起我对满族研究的想法，如果有机会再去现场深入调查一次和史氏旧著的内容相比较，不是可以看到这个民族在最近70年里的变化了么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陪同我去度暑的潘乃谷同志。假期结束回到北京，她立即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心里说服了高丙中同志，参与这个研究课题。她先在北京图书馆找出了这本久已被人遗忘的旧书进行翻译，作为这个课题的初步工作。1993年暑季译文原稿送到了我的手上，并且说这本译稿已由商务印书馆接受出版，希望我写一篇序文。写序我是不敢的，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我的老师，按我自订的写作规矩，在师承上不许越位。我只同意在书后写一篇，记下一些对这位老师的追忆。
1933年暑假前，距今可巧正是61年前，燕京大学的吴文藻老师带着我去清华大学登门拜见史禄国教授。为了这次约会，吴先生是经过一番考虑的。他认为发展中国的社会学应当走中国化的路子，所谓社会学中国化是以“认识中国，改造中国”为宗旨的社会学必须从中国本土中长出来。为此他费尽心思要培养一批年轻学生做这件事，他在这年又邀请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派克到燕京大学来做客座教授，传授实地调查的社区研究方法。这套方法据派克说是从现代人类学里移植过来的。西方当时人类学者都必须参预到具有不同文化特点的各族人民的实际社会生活中去，通过切身的观察、理解、分析、总结，取得对实际的认识。这种参与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的方法被称为实地调查的社区研究方法。派克和他的学生们就采用这种方法去调查芝加哥的都市社会，建立了被称为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吴先生就有意采用这种方法来建立中国的社会学。这是他的意图，要实行这个意图就必须培养一批人。当时我正好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班的学生，成了他看中的一个培养对象。
要培养一个能进行社区实地调查研究的社会学者，在吴先生看来首先要学会人类学方法，于是想到了就在燕京大学附近的清华大学里的一位教人类学的史禄国教授以下简称史氏。燕京和清华两校是近邻，但是要送我去从史氏学人类学却不是那么方便。吴先生为此先说服了清华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在1933年招收学人类学的研究生，更重要的一关是要说服史氏愿意接受我这个研究生。这却是个不容易过的关，因为这位教授据说生性怪癖，不易同人接近。为了要他愿意收我这个徒弟，吴先生特地亲自带着我去登门拜见。换一句话说，先得让他对我口试一番，取得了他首肯后，才能进行正规手续。
史氏是怎样一个人? 他对自己的身世守口如瓶，我一直不清楚，也不便打听。直到我打算写这篇后记时，才查了他自己的著作和请一位日本朋友帮我在东京搜集了一些资料，关于他的学历才有个简要的梗概。从这个简历中也可以明白为什么他有个不很和人接近的名声。
这位日本朋友复制给我的英文本《国际人类学者人名字典》C.Winters编，1991年出版，以下简称《人名字典》中有关史氏简历的条文，由A.M.Reshetov执笔，原系俄文，由T.L.Mann译为英文。史氏的原名是Sergei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他所出版的著作署名时名尾不用v而用ff，在中国通用的汉名是史禄国。这个汉名是否由他自己起的，我不清楚。但是至少是他认可的。
史氏的生卒年月有两种说法。一是上述《人名字典》说他1887年6月2日生于Suzdal(俄罗斯)，1939年10月19日死在“北京”(当时我们称北平)，在日本军队占领时用什么地名我不清楚。但是《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以下简称《北方通古斯》 中译文的译者前言里另有一说，在他名后附有1889～1939，意思是生在1889年，比前说迟两年。中译本说是曾“利用原著和日译本”。我请那位日本朋友查了这书的日译本，译者是川久保悌郎、田中克己。在译者跋文里有“教授1889年生于俄罗斯古都附近其父的庄园里”，可见第二说来源于此。这两年之差，不易断定何者为误。
据汉译《北方通古斯》译者前言：史氏“1910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人类学院，回国后在圣彼得堡大学和帝国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15年被选为该院人类学学部委员时年26岁或28岁。曾于1912年至1913年在俄国后贝加尔和1915年到1917年在我国东北多次进行民族志学、考古学和语言学调查。十月革命以后流亡我国。从1922年至1930年先后在上海、厦门、广东等地的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1930年以后在北平辅仁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并到福建、广东、云南和东北等地进行过学术调查。1939年逝世于北平”。
具有这样天赋的青年，在当时浓厚而严格的学术气氛里，他获得了他一生事业的结实功底。但是正在他学术旭日初升之际，无情的历史转变给他带来了严厉的打击。他从1917年起就走上了坎坷的命运。他在《北方通古斯》的自序里透露过，1917年前在各地调查时，一路受到官方的殷勤协助，其后一下变成处处跟他为难的旅行。从1917—1920年他仆仆道上，行旅匆匆，甚至行李遗失，资料被窃。最后不得不远走海参崴，仅一年就开始告别祖国，过着流亡异乡的生活。
史氏在《北方通古斯》自序中说：“1912年和1913年我曾到后贝加尔做过三次考察，1915年到1917年期间我又去蒙古和满洲做了考察……1917年科学院又派我前往中国的蒙古以及西伯利亚毗邻的各地方，使我得以继续过去几年的考察。但是我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因为整个远东，特别是西伯利亚各地，陷入不安定状况而几次中断，我的研究性质改变了，新资料的搜集几乎限于汉族(体质)人类学的问题。”“1917年俄国旧政权崩溃以后……决定返回圣彼得堡……1917年结束的第三次考察，持续了两年多……1917年末在北京进行了对满族的考察……从1918年春季以来……我再也没有到通古斯人和满人居住地区去考察的机会了。”从史氏的自述中可以看到，他对通古斯人及满族的实地考察主要是在1912—1913年和1915—1917年这几年中。他又提到过1920年离开西伯利亚时丢失过一部分资料，表明1917年后还去过通古斯人的地区，看来没有进行正规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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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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