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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01年的钟声敲响，新世纪究竟从哪一年开始的争论已经不再有意义。或许可以说，这一争论是无数人为制造的麻烦与困扰之一，它本来就不应该发生。
记得刚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就忙不迭地进行各种回顾与前瞻，大到美、英、德、法、苏五国前首脑聚首，小到一个学科甚至某一研究方向的会议。仅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回顾与前瞻之类的会议、专著、论文，已多到难以统计的地步。这类工作究竟有多大意义？是否也是人为在制造麻烦？现在还看不出来。事实上，“世纪末”情结就像一股席卷全球的浪潮，而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末世”感，最多只能算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吧！
奇怪的是，文学研究界的惶惑与悲观，几乎全都指向90年代。正如一篇文章所说：“在这个世纪，文学批评没有哪个年代像90年代那样，有那么多的自我怀疑、自我质询和自我反思。”[1]那么，这种种“怀疑”、“质询”、“反思”都涉及了些什么问题？90年代怎么了？
据说：
──由于政治与商潮的双重抛弃，使文学转型向“边缘化”；文化人从社会中心地位被抛离，生存空间受到挤压。[2]
──学术腐败愈演愈烈，在发论文、出专著、评奖、评科研课题、评博士点、评一级学科、写书评等所有关节，都有“人情因素”甚至“金钱交易”充斥。学术评价的客观性、公正性荡然无存。[3]
──文学研究缺少评判机制，缺乏规范，呈现出良莠不分、鱼龙混杂的局面。有价值的创见得不到承认，低水平的重复得不到遏止，抄袭行为得不到揭露。
──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强势文化步步推进，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民族性受到威胁和挑战；批评界患了“失语症”，中国文论亟待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缺少了80年代的“骚动”和“亢奋”，研究者丧失了“社会使命感”和“文化使命感”，“成熟得令人心寒，令人忧惧”。[4]
如此等等，全都发生在90年代。
应当指出，上述各种问题并不都在同一层面上。把文学与文学研究不加区别地搅和在一起其实就等于把制造载人卫星和写《航空航天史》一锅煮，片面地把古代与现当代等同也有取消各学科特点之嫌，而学术腐败、经济全球化等根本不是文学研究的问题。但毕竟，研究对象和学科本身之间，古代与现当代之间，文学、文学研究与整个社会之间，都有切割不断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上述诸问题共同造成了中国文学研究界某些人的生存危机感。因此，本文拟主要对文学的“边缘化”与文学研究的“私人化”问题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并顺便联系到学术腐败、学术规范诸问题，以就教于诸同道。
一
本来，文学对于人类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都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家和文学研究者不但不应该慨叹生不逢时，反倒应该感到庆幸。
假如我们将口头文学暂时排除，而从殷商文字的使用者是最早的知识分子巫──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蒙昧时期文学的中心地位，便是无可置疑的。周代的《诗三百》是民歌抑或巫歌当然还可以再讨论，但从孔子所说“不学《诗》，无以言”，就可以知道《诗》在当时社会文化中处于何等重要的位置了。先秦散文都是实用性的，即通常所说的“文史哲不分”。也正为此，散文和诗一样，处于极其重要、不可或缺的地位。屈原《离骚》被汉人尊为“经”，可见居于中心地位的是“非文学”成分，而文学性的表现却被说成是“露才扬己”。汉赋的文学较强又被说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一句话，如果可以把“文学性”从早期诗文中剥离出来的话，总是“非文学性”居于中心，而“文学性”处在边缘。
人们都说魏晋南北朝是文学的自觉时期，而文学的自觉恰恰是以文学和文学家的“边缘化”为代价的。据陆侃如《中古文学史系年》，从汉末至南朝的约三百年里，在政治斗争中被杀害的著名文人有：蔡邕（192年）、弥衡（198年）、孔融（208年）、杨修（219年）、何宴（249年）、嵇康（263年）、锺会（ 264年）、韦昭（273年）、张华、潘岳、石崇（300年）、陆机、陆云（ 303年）、刘琨（318年）、郭璞（324年）、卢谌（351年）、谢灵运（433年）、鲍照（466年）、谢脁（499年）。显然，随着文学的“自觉”，文学和文学家变得越来越可有可无，甚至只会“诽谤朝廷”、“惑乱人心”，因而被一步步抛离中心，挤向边缘。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提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曹丕，自己倒抢着作皇帝。何为中心何为边缘，曹丕是看的很清楚的，只不过给文学戴上一顶廉价的高帽子就是了。没承想后人真的以为曹丕“肯定了文学的重要地位”，良可叹也！
唐代科举有诗赋一项，文学似乎还占据着中心一隅。但想要仅靠文学就能挤进“中心”已成为空想。天才诗人李白就是碰壁者中的典型代表。不过，李白作为供奉翰林，还能待诏于唐玄宗的皇宫中，至少说明文学还可博“天子”一粲。虽然，此时的所谓“文学”是和音乐、舞蹈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到宋代的柳永连这个福份都没有了，仁宗皇帝只说了四个字“且去填词”，就使柳永一生都没能翻过身来。
古代没有作家协会（有诗社、书会，但性质不同），也基本上没有靠创作吃饭的专职诗文作家。少数作家是帝王，当然居于中心的中心。位居高官的，写《贵粟疏》、《出师表》、《陈情表》、《治安策》等等，其人其作也都是中心。即如王维、韩愈、苏东坡等人，诗文写得再好，本职依然是做官；吟诗填词，对于他们来说只是“馀事”而已。说他们是“文学家”，那是后来的事；如果当时让他们作“文学家”，就等于宋仁宗让柳永去“填词”一样。古代诗文作家的中心地位，是靠非文学的因素维系下来的。和官场无缘的民歌民谣及其作者，到五四以后才进入部分文人的视野。
元明清戏曲小说的部分作家，如关汉卿、曹雪芹（如果他是《红楼梦》作者的话），在文学创作上倾尽了毕生精力，可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专职作家，但恰恰这些人名不见经传。几部著名的长篇小说究竟出于何人之手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遑论中心、边缘。纵使统治者也听戏、看小说，但那只不过是玩玩罢了，千万别当回事。所以尽管关汉卿给宫廷写过剧本（“大金优谏关卿在，《尹伊扶汤》进剧编”），却并不能以此获得一官半职；高则成以剧本的内容向中心靠拢（“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也只换来了明太祖的一句称赞：“《琵琶记》，富贵人家不可无。”到后来的京戏，连“玩”的中心也让演员占去了，剧本和作家就更没人理会。连研究戏剧史的王国维、吴梅都不把皮黄放在眼中。其实，京戏何尝与“中心”无关。正如钱穆所说：
晚清京剧，论其渊源，亦诗三百之流。剧中必寓有礼。如《二进宫》，如《三娘教子》，如《四郎探母》。《三娘教子》乃见一家之礼。《二进宫》君臣之间，乃见一国之礼。《四郎探母》华夷之间，乃见天下之礼。……中国人生亦可谓乃一文学人生，亦即一艺术人生。文学必在道义中，而道义则求其艺术化。[5]
钱穆把“剧中必寓有礼”、“文学必在道义中”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其实质无非是儒家的载道传统。这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学观目的（想要靠拢中心）和手段（介入中心）的高度统一。从整体上说，载道文学观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都占绝对优势。
毋庸置疑，在任何时候，文学家都应该具有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然而第一，文学主要是以“美”的方式赢得生存价值的，“善”应该隐含其中，“说得越隐蔽越好”；第二，隐含在“美”中的“善”应该是全人类普遍的道德情感，而不是某一种意识形态的宣泄；第三，文学史的经验表明，“善”越被刻意宣扬，其社会作用就越短暂，对“美”的损害也越大，甚至干脆取消了文学。总之，不应该提倡文学向主流意识形态趋同，也不应该提倡作家以文学为手段向“中心”靠拢。
90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深入人心，市场经济兴起，文学家和文学研究者普遍失去了干预和介入社会生活的兴趣，一部分人坚持干预和介入，受到空前冷落。。诚如有人所说：“与社会思想发展的尖锐性、丰富性相比，文学界的声音只不过是极端边缘化的馀音而已。”[6]但也因此，文学找回了它失落已久的自身价值──主要以审美的方式而存在。它可以消除人们精神上的紧张、疲倦、忧郁、失落；它刺激人的灵魂，给人带来精神享受，为人提供精神消费，供人鉴赏、消遣、把玩、娱乐、回味、咀嚼、联想，以取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
就是精神消费，也有更多的选择，更好的去处，更酷的感觉，谁还要看文学？世界杯、奥运会、四大天王，哪一样不比文学作品精彩？作品都没人看了，谁还要看评论和研究？可以说，一旦你选择了文学，就是选择了边缘；而文学研究，则是边缘的边缘。不想在边缘的，可以跳槽、下海。若是身在边缘而心有不甘，那就只能是自己折磨自己。
文学研究者当然应该关注现实。但此时已经暂时跳出了你的职业角色。爱因斯坦不是用“相对论”反对纳粹政权的。王国维、罗振玉在政治上都是满清遗老，却不能妨碍他们成为学术大师。学术可以相对独立，必须相对独立。文学研究也理应如此。将外在的东西掺进学术研究之内，不仅起不到任何作用，使对现实的关注流于清议、空谈或影射，而且也亵渎了文学本身。从“为政治服务”变成为别的什么服务，其思维模式并没有改变。载道传统的迂腐性，在今天理所当然应该受到嘲弄。
文学研究者当然不拒绝正义和良知。但在履行职业角色的时候，这种正义和良知主要是通过学术行为来实现的。它包括拒绝学术腐败，大胆揭露剽窃和其它腐败行为，说真话，言之有据，尊重别人的劳动，对事业的执着、孜孜不倦乃至九死未悔的献身精神，等等。
在当今社会，人生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丰富多彩。除了职业角色之外，人还可以充当多种角色，例如家庭角色、社会兼职角色、业余活动角色等等。甚至有的人一身兼有两种以上的职业角色。作为一个普通人，文学研究者的活动空间当然要远远大于学术研究的范围。搞清楚多种角色之间的区别，处理好多种角色之间的关系，在今天显得十分必要。
文学研究当然可以含有研究者的思想，而且，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大都含有相当深刻的思想。问题是如何寓思想于学术？又如何从学术中看出思想？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闻一多的神话研究，郑振铎的俗文学研究，从选题到方法，从材料到结论，都无不是作者思想与智慧的结晶。当然，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时候，取学术舍思想可也。对于一般的研究者来说只能如此。
思想有浅薄与深刻之分。为许多学者津津乐道的80年代是一个全民反思的年代，文史哲学科都说一样的话语，人人都处于“亢奋”、“骚动”的情绪中。诗歌《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赢得了热烈的喝彩；在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演出时，主人公慷慨激昂的陈词常常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这喝彩与掌声消解了文学，最终酿成了80年代末的风波。而且，腐败和假货不仅没有得到遏止，反而越来越泛滥成灾。它提醒我们思考：一个民族的成熟，是否应该以文学的真正独立为标志？而文学研究，是否应该以失去自我为代价换取一时的“中心”位置？
记得80年代后期，白先勇在中山大学讲学时说：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对“文革”的思考很真诚，比以前的文学有进步，但在我看来，这些仍然不是真正的文学（大意）。这些话，到了90年代我们才真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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