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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学“边缘化”提出来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新世纪的文学研究向何处去？在这里，我想集中谈谈对文学研究“私人化”倾向的看法。
“私人化”这一概念最早何时出现还不清楚，但下面这段话无疑是迄今为止对“私人化”最完整的定义：
所谓“私人化”，是与“公众化”相对称的一种学术研究倾向，这种倾向把学术研究拘限为一种纯粹的私人行为的“独语”方式，而同以社会交往为特征的“公众话语”相对立。“私人化”的学术研究倾向，以个人的需要作为衡度学术研究行为唯一标准或根本标准，把学术活动看作仅仅对个人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有用的实践活动，而拒绝与社会进行有效的信息交往，更屏弃在社会中衡度学术活动的价值。“私人化”的学术研究倾向，不仅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而且还进一步消解了一切意识形态，而把学术研究行为本身视为一种非意识形态的文化行为；不仅退避了政治，退避了社会，甚至进一步退避了个人的主体价值，而把学术研究行为本身“物化”为一个独立自足的宇宙。[10]
按照这个定义，“私人化”的特征是拒绝与社会进行“公众话语”的对话、非意识形态化、强调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这段话主要是针对古典文学研究而讲的，但其观点却遭到了当代文学理论界的回应与批评。例如童庆炳说：“学科化也是边缘化，边缘化才是常态。今天的文学理论话语已不是全社会的中心话语，而是文学理论工作者的专门话语。边缘化是学科学术本位的回归，它带来对学科独立品格的追求。”[11]看来，“私人化”研究不仅仅存在于古典文学。毫无疑问，关于21世纪的文学研究向何处去的争论，很大程度上聚焦在：文学研究是参与社会公众活动，还是保持相对独立？
熟悉现代学术史的人都知道，20世纪初，文学研究界出现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从政治变革的角度研究文学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从“纯粹的文学”的角度研究文学这两种倾向。后者，可能相当于所谓的“私人化”研究。有意思的是，晚年在清华研究院任导师的梁启超，潜心古典文学研究，写出了《屈原研究》、《陶渊明》、《桃花扇注》、《辛稼轩先生年谱》等一系列论著。今天看来，正是这些带有“私人化”研究特征的成果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而早年那种狂飙突进式的呼喊，已不能作为学术成果被继承。赵敏俐、杨树增对此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
一个时代的研究创新和成就的取得固然脱离不了时代的文化思潮，但是作为一种比较深层的学术研究来讲，学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应用也应该是比较深刻的，而不应该把学术研究简单地变成一种社会思想或政治运动的附庸，换句话说，不能以一时的激情或者一时的偏激言论来取代客观的学术思考。沉潜下来的学术研究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建设，更需要一种冷静的头脑。晚年的梁启超固然属于保守派而不再是维新时代的战士，但是他对文学的研究正因此而显得深沉和成熟。这也许是一种躲避现实的行为，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他对于社会、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认识正在随着阅历的增加而显得更为深刻。[12]
在这方面，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代表人物是胡适。胡适曾经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健将，然而他很快就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并提倡“整理国故”，在研究方法上主张“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他的《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等，充分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其学术影响至今尚存。
回顾一下学术史，不难发现，尽管20世纪前半期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但有价值、有份量的文学研究成果，总是不随风倒伏、不人云亦云的。换言之，坚持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不介入社会公众活动，潜心学术，成了前辈学者的成功经验。
50年代以后又怎样呢？我想从钟敬文老先生的一次谈话说起。钟老在1981年9月《文学遗产》编辑部召开的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上说：
我们有些这方面的著作（指文学史著作，笔者注），没有把文学史写成文学史，而是把它写成了“文学评论”。在这里，我联想到我们《文学评论》杂志的前身。它在一九五七年创办时，原叫做《文学研究》。一九五八年改为现在的名称，目的是为了加强战斗性。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要战斗，没有战斗就没有生命。“评论”也要“研究”，二者不是互相对立或不相干的，但“评论”不能完全包括“研究”，代替“研究”。……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经验，建国以后，或多或少写过一些批判文章，都叫做“评论”，其中不少只是为了赶任务而写的，按照预定的结论，匆匆忙忙地找些材料就落笔。这样的文章，其实，就不能叫“科学研究”。
……
总的说，我们现在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和角度还太窄。分析问题主要是从文艺学的角度出发，而且大都是五十年代从苏联搬来的那套理论。从文艺学角度研究，当然是对的，是必要的，但文学现象是很复杂的，特别是古代文学，不是单纯的文艺学理论可以解决得了的。古代文学是古代的人整个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形象的反映，它的内容丰富，涉及的方面很广。我们单纯用“文学理论”、“文学原理”去研究，对有些问题，往往啃不动，或者停留在表面上。譬如楚辞中《九歌》和《天问》的研究，就需要多种人文科学的知识去作攻坚的武器。我近来在日本人所编辑的关于他们古典的研究的论文的目录分类，看到他们的研究，包括了历史学、国文学（文艺学）、宗教学、民俗学、民族学及心理学等方面。他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是从多种不同学科的角度去进行研究的。……屈原的《天问》……你光从一般文艺学的理论去研究，第一个问题就使你不清楚：为什么屈原要在这儿发这么多问题？[13]
钟老先生的这个发言已经过去了20年，应当说，中国文学研究的面貌已经有了部分的改观。单纯套用苏联文学理论的现象已不多见，从跨学科、多学科的角度研究文学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许多单位和个人都在尝试汉学研究的国际化，等等。然而，钟老提出的基本问题──“评论”和“研究”的区别──正与当前争论的文学研究是否应该介入社会活动有关。从钟老提到的《文学研究》改刊名的问题，可看出5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倾向的总体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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