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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创刊于1957年，到1959年第1期改刊名为《文学评论》，历时整整两年，其间所体现出的反右运动对学术研究的巨大影响就不必再说了。值得注意的是改刊名的原因，是由于创刊时的《文学研究》，“片面地强调发表国内文学研究工作者经常的成果”，以至造成“红旗、灰旗、白旗杂然并存，缺乏战斗性”和“厚古薄今”的倾向，所以后来“在文学研究中拔白旗，插红旗，明确文学研究工作必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坚决地贯彻‘厚今薄古’方针”，“加强对当前文学创作和当前文学理论的评论，以求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多少能起一些作用”。[14]1958年第3期，《文学研究》新增“评论”专栏，专栏下的文章依次是：本刊编辑部的《致读者》，北大中文系三年级鲁迅文学社的《王瑶先生是怎样否认党的领导的》、《王瑶先生的伪科学》，曹道衡等六人的《评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师大二年级学生与青年教师合写的《论巴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兼驳扬风、王瑶对巴金创作的评论》，贾芝的《大跃进时代的新民歌》，力扬的《生气蓬勃的工人诗歌创作》，毛星的《文学研究工作往哪里去》，北师大三年级一班“红旗”学习小组的《资产阶级专家到底有多少货色？》，蔡仪的《批判陈涌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右派论调》，伊凡的《陈涌在题材问题上对鲁迅的歪曲》，姚文元的《驳秦兆阳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理论》。该期总共148个页码，“评论”占了121页。从1959年第1期，《文学研究》正式改刊名为《文学评论》，当期《编后记》称，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为了使刊物的名称更符合它的内容”。[15]
从《文学研究》改刊名的经过可以看出，尽管50年代初主流意识形态已经介入了文学研究，但“反右”以后却呈现出文学研究主动认同和拥抱主流意识形态的总体倾向。文学研究的学术品格丧失殆尽。
回到当前的争论。很清楚，以不参加社会公众活动、非意识形态化、强调自身独立性为特征的“私人化”研究，是“反右”斗争所带来的研究倾向的反拨。如果说“私人化”研究在90年代已经成为一种“倾向”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中国文学研究者在经历了种种曲折、走过了许多弯路之后的集体清醒；是学术研究摆脱意识形态束缚，走向独立、自由的必由之路。如果说以拥抱主流意识形态、参与社会活动为主要特征的“公众”研究是计划经济的派生物的话，那么“私人化”研究就是市场经济的派生物，它也必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提示出“私人化”研究倾向出现的必然性和积极意义。
“私人化”研究不参与社会公众活动，但却不妨碍任何人从事这种活动，也不排除研究者在退出职业角色时（即从事学术研究之外）参与此类活动。
“私人化”研究不剥夺任何人从事文学研究的权力，提倡学者之间、团队之间、学派之间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争鸣。“私人化”研究强调学术个性和多样性。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角度各异，方法各异，观点各异，因而也就多姿多彩，生动活泼。“私人化”研究的实现，也就是“百家争鸣”的真正实现。
“私人化”研究反对“命题作文”，反对在某一统一意志下的千部一腔、千人一面，反对无原则的合作和互相吹捧，但却不反对志同道和的学者共同从事研究，以达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团结协作、共同提高的目的。然而从个体户到互助组，从个人到团队、再到学派，应有待于条件逐渐成熟之后方可进行。
“私人化”研究重视时间效应，轻视空间效应；重视长期积累，不欣赏赶时髦、赶任务、应景写作等短期行为；提倡以读书、做学问为乐，以身在“边缘”为荣，不向往“中心”。
“私人化”研究重视学术创新，把创新当作学术研究的生命和价值。因此，实现“私人化”研究是摆脱低水平重复的必由之路。
“私人化”研究重材料，重证据，提倡科学精神，推崇乾嘉学派。从“问题”到“主义”，都是“私人化”研究的关注范围；然而小中见大、问题中蕴含主义的个案研究最受青睐。
“私人化”研究重视学术规范，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你的就是你的，绝不放入我的囊中。“私人化”研究实现之日，就是非学术因素退出学术之时。“有学术独立，才有学术尊严”──公开提出这一响亮的口号并努力实行之，形形色色的非学术因素才会望而生畏。虽然学术腐败的形成原因很多，不易遏制。但“私人化”研究肯定是抵制学术腐败的有效手段之一。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只有在单打独斗的时候才能现出原形。
“私人化”研究把学术当成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不担心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民族文化身份难以确立。通过对我国历代文学活动的个案研究，与境外、国外同行对话；既实现国际接轨，又保持自己的学术个性，是“私人化”研究追求的目标。
“私人化”研究容易走向繁琐考据，可能选择意义不大的研究课题。但或然不是必然。前辈大师的成功经验表明，有价值、有生命力的课题，恰恰多是产生在“私人化”研究的氛围中。
90年代，中国文学界出现了一种奇观：即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个人化”写作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私人化”研究，这两种“倾向”遥相呼应。它们不约而同，互为犄角之势，显示出中国文学更高层次的自觉，也同时成为非难的对象。
可以说，在我国，“私人化”研究的氛围远远没有实现。有学者把90年代的文学批评分为“四元”：一是服务型（又称工具型）；二是科学型（又称学术型）；三是鉴赏型（又称艺术型）；四是大众文学批评。并指出四种文学批评均为“当今的中国所需要，谁也代替不了谁。”[16]既然如此，选择何种类型进行研究都应该是学者的自由。然而，总有人习惯于教训别人、规范别人、指挥别人。这是一种不良习惯，应当克服。中国文学研究只有在宽容的环境中才能获得发展。
总之，90年代的中国文学和文学研究，从总体上说是正常和健康的，毋需杞人忧天、痛心疾首。对文学的“边缘化”的叹息，体现了载道传统在文学回归自身时的彷徨失措；而对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的指责，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指挥失灵时的无奈。今后中国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大概会在90年代所昭示的方向上更加冷静、沉稳地走下去。
让我们拭目以待。
2001年3月11日于中山大学寓所
注释：
[1]王光明等：《关于90年代文学批评的对话》，《山花》，2000年第10期。
[2]参赖大仁：《关于90年代文学转型》，《创作评谭》，2000年第2期。
[3]参《东方文化》2001年第1期“关于学术腐败”的一组文章。
[4]郭英德：《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私人化”倾向》，《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
[5]钱穆：《中国文化特质》，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39-40页。
[6]许明：《转型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与文学》，《东方文化》2000年第4期。
[7]许明：《作为科学的文艺学是否可能》，《文学前沿》创刊号，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
[8]《文学遗产》编辑部编：《世纪之交的对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24页。
[9]陈骏涛：《对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种描述》，《东方文化》2001年第1期。
[10]郭英德：《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私人化”倾向》，《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
[11]《“新中国文学理论五十年”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
[12]赵敏俐、杨树增：《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72页。
[15]有关《文学研究》改刊名的详情，可参拙文：《从〈文学研究〉到〈文学评论〉──对一段文学学术史的回顾》，刊《东方文化》2001年第6期。
[16]陈骏涛：《对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种描述》，《东方文化》2001年第1期。
本文原刊于《东方文化》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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