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文学的空间被越挤越小，文学研究成了一门正在萎缩的学科。尤其是古典文学研究，呈现出一代不如一代的态势。这种情况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干嘛还要研究文学？文学研究有什么用？二是如何研究文学，尤其是如何研究古典文学？先说第一个问题。
不少学者，其中有一些是有成就的学者，都对自己的职业角色表示陌生和不理解。一位70岁左右的博士生导师说：我最近一直在苦苦思索，自己做了一辈子学问，搞了一辈子古典文学研究，究竟有什么用？（大意）一位文学研究者说：“我对自己的职业始终抱着根深蒂固的怀疑、不满。有时候，我像困在牢笼里的狮子，渴望着冲开锁链去叩望一下自由的天穹。”“同辈人，同道人，改行的改行，出国的出国，下海的下海，各人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只有一些‘想不开’的迂夫子，在孤独中思考和煎熬。”“当你以五十年的线索去搜索某个专题研究时，你会惊讶地发现，文学研究的过程充满着浪费、无用功、重复生产和无意义。如果一个人一生就写了这些东西，那么，他视之为神圣的东西只不过是几页废纸而已！”[7]这些话有的是针对文学研究的无规范、无裁判机制而言的，但作者对自己职业的“怀疑、不满”，却表达得淋漓尽致。
怀疑自己是需要勇气的，理应赢得尊重。承担“孤独”，精神上受到“煎熬”，应当得到同情。然而，有殉道者的勇气又缺乏殉道者的自信，又着实令人吃惊。
2000年5月，在武汉大学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我对古代文学研究是否有用的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事后又按照主办者的要求，整理了几百字寄去，以供写《综述》时参考使用。然而，在后来某期刊发表的《综述》中，这一意见完全没得到反映。现在，我将这一意见抄在下面：
古代文学研究究竟有什么用？这是长期以来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坦率地说，在物质文化的层面上，古代文学研究没有什么作用，甚至有反作用。在精神文化的层面上，古代文学研究是有用的。但能否起到“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我认为不能。古代文学研究承担不起这样的重负。这牵涉到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托尔斯泰说：“有人说，音乐能使灵魂高尚──胡扯！音乐有作用，音乐作用大极了，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可决不使灵魂高尚。它既不使灵魂高尚，也不使灵魂卑劣，而是刺激灵魂。”我认为托翁对音乐作用的概括也可以适用于文学。在我国，文学已经有了两三千年的历史，我们的民族精神是否由于文学的存在得到了提高是很可怀疑的。鲁迅从从医转到从文，激烈地批判了我们民族的劣根性，七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民族性是否有改变？即使有了某种改变，但这种改变是否由于文学的作用？我看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文学尚且如此，文学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就只能对学术本身作出贡献。学术是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那种“拔高”古代文学研究的作法，实际上取消了学术研究的独立性。陈独秀说：“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我认为，坚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在今天显得格外重要。
古代文学研究是一种职业，它为研究者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在研究的过程中，某些发现可以使我们愉悦、兴奋、激动不已。所以，学术研究又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同时，经过我们的研究，以往搞不清楚的问题搞清楚了，搞错了的问题得到了澄清，或者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写出来的论文、著作越来越接近事实。从而，古代戏剧史、文学史、文化史的面貌越来越清晰了，人类精神文化的活动轨迹越来越清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作用无非如此而已。
上面这个意见将文学和文学研究纠缠在一起，有不尽确切之处；而且谈到了鲁迅，可能会造成误解。我想说的是：
文学和文学研究不同。文学应当承担社会道义和社会责任，并把这种道义和责任贯穿在创作中，鲁迅的作品可说是典范。然而究竟什么是鲁迅精神？为什么鲁迅堪称“独立支撑的大树”？为什么说他的“骨头最硬”？按照我的理解，鲁迅的思想精髓，他的人格之伟大，全都在于他对独立、自由的追求。对国民性的批判也好，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也好，对统治者的不合作也好，都是他独立人格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鲁迅与陈寅恪是相通的。而我们今天对学术自由的追求，也正是对鲁迅精神的最好继承。毋庸讳言，鲁迅的作品并非篇篇都很优秀；他在作品中对国民性的批判，效果也不尽如人意。然而，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有人不仅自己有意无意地曲解鲁迅，把鲁迅当成了完美无缺的“圣人”，而且还把鲁迅当成了攻击别人的招牌和武器，而真正的鲁迅精神却被阉割掉了。
鲁迅的文学研究，如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古小说钩沉》、《汉文学史纲要》，均是有功力、有见解的学术著作，世人皆知。显然，鲁迅成功地担当了两种不同的职业角色。这里想提一个问题：集文学家与学者于一身的鲁迅，他的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和精湛的学术研究成果，可能对于他的创作起了某种帮助和指导作用，能不能据此得出结论：文学研究能够指导和帮助创作呢？恐怕很难一概而论。
首先，作家兼学者型的人很少，不具有普遍性。就国内改编古典文学名著的情况看，有利用学术研究成果的，更多的是不利用，照样可以实现对名著的改编。二者之间，不见得能区分出艺术成就的高下。当代题材的创作更和学术研究无关。其次，文学的学术研究和对文学的一般了解有区别。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不能运用到创作中去。而且越是精深的研究，就越少知音，也就越难以运用。所以从整体上说，文学研究对创作的指导和帮助作用，是微乎几微的。屈原写《离骚》以前没有研究过诗学，也没有读过诗学研究的论文，司马迁也不是读了传记文学的研究才去写史记的，曹雪芹没有研究过小说史。当代的许多作家，从来不读文学研究的文章，照样写作。从根本上说，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领域。还是那个比喻，研究航天史对制造航天飞机基本上没有用处。
徐公持先生最近在《世纪之交的对话·序言》中指出：“古典文学研究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都不可能成为主流文化形态。”他还说：“文学干预生活的能力毕竟有限，要求它‘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实在是夸大了文学的功能。”[8]
那么，文学研究者有没有必要因此而感到失落和自卑？完全没有必要。从马克思到马斯洛，都认为人的物质需求（生理需求）是最基本、最低级的需求，而精神需求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高级需求。人文学科以人的精神活动作为考察和研究对象，文学活动更是人类独有的高级精神活动。因而，对文学的产生、发展、变迁、衰落的研究也就更显得超凡脱俗。实践证明，离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越远的活动，就越能成为精神文明的象征。文物收藏、古字画鉴赏、甲骨文研究、敦煌学研究、古楼兰遗址探寻等等，都属于此类。不难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听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时候心里不是滋味，因为敦煌学已经成了世界文明的标志。
过去总说，研究古典文学，是为了继承祖国的文学遗产。那么，一个丹麦的女学者，不远万里到中国来研究扬州平话，难道是为了继承我国的文化遗产吗？日本的唐诗考察团，到王维写《阳关三叠》的地方，去拍照一个土堆，能继承些什么？以前，我们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往往美其名曰“继承世界文学遗产”，其实天知道究竟继承了多少？如果我们今天还不能彻底了解文学研究的性质、作用、意义，那倒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文学研究是一种形而上的工作，不应该是任何一种“武器”和“工具”。但这绝不是说，它和政治、经济毫无联系。恰恰相反，文学研究往往是政治斗争的晴雨表，经济发达的重要表征。政治开明、经济繁荣，与文学研究的发达成正比。这是文学与文学研究的不同之处。有句话叫“吃饱了撑的”，文学研究就是必须吃饱了才能干的事业。在讨饭中可以写诗，但不能从事诗学研究。所以，尽管文学研究不能带来丝毫经济效益，却热切希望有一个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的学术环境。
陈骏涛说：“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文学无论如何难以成为主角，它只能充当配角，处于边缘的地位。”而文学批评“是配角的配角，处于边缘的边缘。要想跃居中心，充当主角，这无异于痴人说梦。”[9]这种看法比对文学“边缘化”的痛心疾首要通达多了，但似乎仍然没有看到文学研究的真正意义：建构人类精神文明之塔。
功利的社会使文学“边缘化”了，而文学研究却不能因此而趋于功利。只有摆脱功利目的，才能有效地控制焦灼、骚动和亢奋心理，从而冷静、沉稳、扎实地追求价值、兴趣目的三者的统一。这正是我们从90年代文学研究大势中看出的希望。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作者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