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村民心目中从未有“族”的认同，词汇之中唯有“姓”的意识，在我访谈期间，人们总是用“大姓”、“小姓”或者“杂姓”来称呼自我与对方，这和笔者的家乡刁沙土村不同。刁沙土村是一个主姓村，不管刁姓还是其他几个姓氏，相互之间总是使用“刁家”或者“某家”来称呼彼此。笔者认为红山峪村的姓氏结构不是简单的姓氏与宗族一一对应的结构，一方面存在着同一个宗族的人群分散居住的情形，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同姓不同宗”的情况。因此笔者认为红山峪的聚落性质是多姓聚居，而不是多族聚居。杜赞奇对宗族的定义，可能是把一个姓氏即看作一个宗族，忽略了村落也有多姓聚居的可能。红山峪村的多姓聚居而非多族聚居的特征是通过姻亲之间的相互投奔的移民历史事实和姓氏之间的的多次联姻形成的。这一特征事实与华南村落的明显的宗族构成方式不同。继嗣和地方社区的重叠在中国的东南地区情况似乎最为明显，在福建和广东两省，宗族和村落明显地重叠在一起，以致许多村落只有单个宗族^【²^】（弗里德曼，2000，P1），比如林耀华笔下的义序：，“义序是一个乡村，因为全体人民共同聚居在一个地域上。义序是一个宗族，因为全体人民都从一个祖宗传衍下来。前者为地域团体，后者为血缘团体。义序兼并前后二者，就是一个宗族乡村”^【⁵^】（林耀华，2000，P5）。

笔者考察村落的历史，主要依据是村民的计算家族辈数的传统方式。人们计算某个姓氏有几辈子人，往往是根据该姓坟地里有几个辈分的坟墓，这一知识依靠仪式（比如清明上坟、树碑）和口头讲述代代相传。有一个辈分的坟墓就叫一个“坟头”，从村中现在居住最久的高姓人家的“坟头”来看，他们是在雍正、乾隆年间来到红山峪的，其他九个姓氏都在高姓之后迁到红山峪。根据对高姓人家的调查，得知在高姓定居之前，尚有郎姓和赵姓居住村内。

据曾参加付庄乡地名志编辑工作的田传江介绍，红山峪村始建于明朝万历13年，依据是在“赵家林”后土碑[②]上发现的“万历十三年”的字样。现在碑究竟何在，遍访村中诸老，仍不得而知。80多岁的田厚庵老人是村内有名的外柜先生，他说确曾亲眼见过碑上有这些字迹。综合调查资料和现有文字资料，目前对村史的追溯最早只能到万历13年。山东人往往自称是在明代从山西洪洞迁来的，“问我家乡哪里去，山西洪洞大槐树”。在红山峪村虽然也存在大槐树的传说，但是由于人们都是从其他村庄迁移到此，每个姓氏的成员都清楚地了解自己是从哪个村子因为什么原因搬迁过来的，所以人们谈论的常常是因何迁移、如何迁移以及迁移到此地以后如何落脚、生根的故事，对于大槐树的传说反倒是比较淡漠。

根据能够找到的家谱以及各个家族族长的回忆，笔者大致可以整理出村中十个姓氏的基本情况。从宫、周、田、段、杨、孙、高、陈、巩、王这11个家族的家谱来看，他们分别附属于其他村庄的大家族，在家谱上他们是很小的一支，或逃荒或因兄弟之间的矛盾来到红山峪投奔姻亲或同姓。迄今为止，红山峪任何一个姓氏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家谱。从我能找到的家谱看，无一例外都是附属于其他村落的，甚至有的姓氏比如巩姓的家谱保留在他们的迁出村落中。这样一个村落，没有特别大的家族，阶层分化不明显，因此如果有一个家族在发展过程中壮大起来，它很可能就能够成为其他家族所依附的对象。

田姓就是这样一个大家族，在当地的社会记忆中甚至取代了高姓成为村落中现存姓氏历史最久的一个。如果一个村子里有自己的本家或者亲戚，可以“偎本家或偎亲戚”[③]来。偎亲戚来的，田姓算是比较早的，以后的姓氏多是依靠田姓来的。田姓家族都认为高姓算起来实际上是红山峪的老户人烟[④]，只是人烟不旺而已。田姓自己认为因在邻村天喜庄受韩姓欺负，所以偎高姓而来，因为高姓和田姓既有干亲又有世亲（高姓是田姓的丈人门）。但是现在即使是高姓，也在公开场合承认田姓“占业”[⑤]，田姓才是“老户人烟”，自己是依靠田姓来的，这样就更不用说其他姓氏的态度了。

由于田姓是从天喜庄因与韩姓有矛盾才迁移来的，由此村民对两个家族的关系产生了种种议论。为此，韩姓采取了与田姓联姻的方式平息舆论，接连把两个韩姓女子嫁给田家。两家形成亲戚，关系逐渐变得极为密切。田姓在村民的记忆里取代了高姓成为红山峪的老户人烟，最初的原因不外乎田姓家族的实力。20世纪初期，田姓在红山峪和天喜庄都拥有大量土地，即使是田姓迁移到红山峪村，仍然占有500亩良田，其余200亩才是村里其他家族的。

根据田姓家谱，田姓的搬迁路线依次是山西洪洞、滕县南部河北庄、郗山、冯家庄、天喜庄、红山峪。从天喜庄迁到红山峪，是由汝字班开始，“汝若承忠厚，传家始久长”，现在已经有始字班，共八世了，假若按照20年一辈，也该有160年了。田姓鼎盛时期，是在汝字辈到若字辈之间，不仅土地数量占村里的70％以上，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势力，更是由于占有了土地，村里少地或无地的农民到田家跟主[⑥]，这样就相对地具有了一定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