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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与超越国家的民俗学:对象与视野
  作者:周星 程鹏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6-06-03 | 点击数:4319
 

  五、民俗学的理论应该如何生成?

  程鹏:许多学者在做研究的时候经常是用人类学的理论来研究民俗事象。有时候讨论民俗学发展自身理论的问题,又可能会谈到借助其他国家的民俗学或是借助其他学科,采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周星:这其实是个老话题,总认为有现成的某个或某些理论我们不知道,我们找到它,把它发现了拿来用就好了,这个想法可能有点问题。我个人认为,理论还是要从中国土壤中长出来,中国学者一代代积淀的那些资料、那些研究,哪怕这些研究开始时没有理论也没关系,哪怕是最简单的归纳法,也能多少有点理论方面的作为。举个例子,我在陕西研究花馍,调查后写了篇论文,我描述了很多,但坚持不马上援引莫斯的礼物论和馈赠理论。我当然知道有这样的理论,问题是我一旦援用它,就等于给它“投降”了,我从自己的田野中生产出理论的可能性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们当然要学习其他学界前辈的理论,但我在做田野的时候,总想尽量地从自己的观察和研究中归纳出自己的概念,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在调查中我发现,为什么我调查花馍那个村子里,人们包的饺子那么小呢?举行一个婚宴,那么多人来,吃饭时特意把饺子包得那么小。那手工得要多少?然后就发现,虽然这仍是一个馈赠、交换或是一个节日或婚礼上的迎来送往与款待,你给我行礼,我招待你,是人际关系的互动,可待客的饺子那么小,却是有一个情感在里面,它制作繁琐,很费手工,但却通过这种方式充分地表达了对客人的那种情意。可见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换价值就可以判断的。问题是这一部分我还没能归纳出自己的概念,我把论文写完发表了,但没有使用那个馈赠理论,为自己留下了基于自己田野再去理论解释的的余地。并不是说莫斯的理论不好、不对、不重要,而是说我不想那么简单地就“投降”了,我这个研究不能只是给他人的理论做一个注解,那个理论已经伟大到不需要再多一个注解。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我的田野能不能产生出自己的概念。当然,最为理想的状态,是从自己的田野或资料里提炼出理论,而不是总去寻找现有的理论资源。

  在爱知大学,我对自己指导的博士生的要求就是,你的研究一定要有三五个自己的关键词,你可以使用别人的理论,但你一定得有几个自己的关键词,因为那里面内涵着一些理论创新的可能性,否则,博士论文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

  六、把涉及民俗文化的国家政策纳入民俗学的研究对象

  程鹏:我梳理您的研究成果,从中提炼出一组关键词:国家与民俗。您很多时候都会从这样的视角进行思考,是不是也与您的其他学科背景有关?

  周星:我并不是要站在国家的角度或为了国家作研究,我反而是想把国家客体化、对象化。民俗学家容易成为国家的学者,很多民俗学家几乎就是国家公职人员,做学问的同时也替国家说话。恰恰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个国家与民俗之间的关系,研究民俗文化时,要同时把国家也看作是我们可以研究的对象,这样你才能尽量保持客观性。我当然承认学者是有国籍的,学者也应该爱国,可是从学术上,还是要把它看做一个研究对象,而不是理所当然要去服从、服务的对象。把国家这个因素引进民俗学的视野,是说我们在观察民俗文化的时候,应该意识到它的存在及其意义。用高丙中教授的话说,就是“国家的在场”。我们经常天然地就会替国家说话,但这会影响我们客观地观察和判断,会妨碍我们对民俗文化现象做冷静、科学的研究。国家和民俗的关系如此密切,作为民俗学家常常需要站在这个框架之外来看问题。有时候,我会意识到自己为什么就留在日本了,原来我是希望自己能够在那个框架之外,冷静地反观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如果这样,我就更能说服自己,不是逃避,反倒是更加密切的关注,但跳出来看是很需要的。费先生曾经说过,对本土文化的研究、家乡研究的困难往往就在于你跳不出来。跳不出来,你就是里面的一部分,你和它浑然一体,就很难研究它。在方法论上跳出来是很重要的。相反,人类学的异文化研究,其方法论的困难是你进不去,因为你要学语言,要在当地介入社会关系等等。我们民俗学的很多研究没有跳出来,往往没有意识到民俗是和国家有关的。这么说,是希望同行们能够意识到民俗文化并不存在于世外桃源,它是一个国家社会文化总体结构中的一部分,你很难把它切割出来单独欣赏或者拔高它;它并不像民俗学家们经常有意无意地所描绘或讴歌的那么浪漫、那么纯洁、那么本真,而是充满变化、充满矛盾和冲突、充满张力,不断处在国家权力体系的影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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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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