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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与超越国家的民俗学:对象与视野
  作者:周星 程鹏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6-06-03 | 点击数:4317
 

  三、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程鹏:那您对自己是怎样认同的呢?是民俗学家、人类学家还是民族学家?

  周星:我自己倒不是什么家,只是觉得有些部分的知识需要在不同场合收敛一下,这么多年来,我也是慢慢地集中于民俗学和人类学这两个领域。国内很多年轻学生困扰于这两个学科的边际不是很清楚。确实,这两个学科会有各自的建构。可我自己逐渐形成了一点个人性的观点,也就是“人类学视野中的民俗研究”。以前在北大的时候,人类学与民俗研究,我们是并列处理它们,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原理上的想法,比如说中国人类学,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家乡人类学,实际上最后是能够与民俗学合流的。中国在海外留学的人,因为出去了,才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本土的某些东西,是在异域文化的环境中、教育体系中意识到本土的课题。这便是“异域”和“故乡”的关系,这个分类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人类学以异域他者为主,可还是要关注本土;民俗学以故乡为主,但也要对异域有深度的意识。为什么我们对异域、对他者文化感兴趣呢?其实最后还是要回过头来,把“他者”拿到本土社会来说事儿。好比高丙中教授倡导的“海外民族志”,归根到底这些关于“他者”的知识是要为我们中国社会、中国人民提供的。那反过来呢,民俗学以本土为主,是以家乡为指向的,如安德明教授做的“家乡民俗学”。从这里看的很清楚,家乡、故乡、祖国、同胞,这一组概念有情感的约束;可这些概念是怎么成立的呢,一定是有一个异域的参照。如果你没有离开家乡,就不会知道“家乡”是怎么一回事情。甚至早在古代,比方说《荆楚岁时记》,作者是到了北朝以后,回想南方的故土风俗,把它记录下来,成就了不朽的名作。异域和家乡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因此,民俗学和人类学这两个学科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认为民俗学和人类学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除非你刻意要去强调它。

  程鹏:对,那种对他者或自我研究的区分已经不能作为划分的界限了。

  周星:其实,不一定非得要明确地加以区分。早期人类学有一种说法讲人类学研究他者,比方说西欧人研究非西欧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而民俗学主要是研究他们自己的乡下人,也就是所谓文明中的“小野蛮”。其实,一部分在本土文化里是民俗学去致力于研究,而如果有异域的参照,就比较容易有所发现。民俗学如果没有异域的参照,容易带有情感,比如浪漫主义式的情感,有一点异域他者的参照,就能使我们清醒一点,较少受“同胞”、“爱国主义”、“祖国”、“月是故乡明”之类情感的遮蔽。如果民俗学真的去鼓吹月亮是中国的或者是我家乡的最圆,那就是乡愁的文学,而不是作为学问的民俗学了,这方面一过分就有可能违反了学术的原则。所以,这两个学科应该是互相参照才好。

  程鹏:可能是因为人类学和民族学更容易从一个整体观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民俗学比较容易陷入细微的民俗事象的研究吧。比如有些人也研究过汉服,但他就容易纠结于汉服的具体细节,而不是从国家或一个宏观的视角来研究。

  周星:其实,我觉得细节也非常重要。这要看你做的是哪一种研究,因为每篇论文都有它本身的设计,可能讨论总体性话题,但也可能通过具体、琐碎的描述去接近目标。我写过一篇饺子的论文,对饺子有很多具体描述。但写这么细致,你想说什么?比如我会说它的象征性或它的意义,相当多的中国老百姓通过饺子来建构生活里的意义,这个意义又和老百姓的“幸福观”有关。通过很多具体描述,最后我是想把它提高到国家那个层面,一个“国民食品”的层面。我认为,民俗学的长处恰恰应该是对细节的描述,但这和理论性归纳不应该相互矛盾。有时候,我们看到同行一些论文,题目和概念都很大、很宽泛,但他写的那些落实不到具体的社区,总给人空洞之感。这也是中国民俗学和日本民俗学的一个差距,日本民俗学家,例如福田亚细男的论文,他引用的例子,均是从哪个县、哪个村、哪本民族志报告中来的,论文总是有确凿的根据。可我们有些论文一说就是很大的话题,好像不需要论据,也不那么依赖资料,似乎只是在做一些本质主义的判断或宣示。中国民俗学对民俗事象之细节的描述,我认为应该更加重视才好。

  程鹏:这个我也深有感触,有些论文的题目确实比较大、比较宏观,像中国茶文化的研究、中国香道的研究等等。我觉得,您上次做讲座时讲的很好,就是在方法论上要立足于一个社区,当然讨论的话题呢,倒可以是面向一个更大的层面。

  周星:这可能也是受人类学方法论的影响。人类学方法论讲究以小见大,像费孝通先生研究“江村”,虽然只是一个江南水乡的小村子,但背景却很大,关照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扩张下中国农村的破产,实际是与上海这样的口岸有关,大量的东洋丝绸或西方洋布涌入中国,江南农村的土布竞争不过大机器工业生产的商品等等,一个小村子发生的各种变化其实是有更大的背景。《江村经济》的意义在于他通过一个村子,研究了中国近代农村的遭遇,亦即农民即将破产的命运,以及通过经典个案的研究,试图为中国乡村寻找一条出路。这实际上就是以小见大。像高丙中教授在河北龙牌会的一个小的个案里,他研究的是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有他自己的研究路径。我觉得中国民俗学也应该这样,就是你可以研究一个村子、一种现象,但仍然可以讨论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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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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