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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晚清以来“王侯后裔”的附会及传播
由上可知，明代并无祖籍“南京青石桥”的说法，该说是清乾隆中后期才开始被强调并写进谱牒的。那么，菩萨渡周王邓三姓为明初功臣邓愈、周德兴、王弼之后的说法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由前可知，菩萨渡《邓氏族谱》最早创修于乾隆二十五年，序文由邓其玙撰写。此后，大约在乾隆四十二年又有邓其玙、邓其顺撰写谱序一篇。两篇序文皆根据传闻将始迁祖邓宝（一作“邓保”）视为“江南应天府兴化县孝感乡青石板”人士，但都丝毫未提及邓宝与宁河王邓愈有任何关系。至光绪年间，邓启位续修谱牒，他在光绪十七年撰写的谱序中写道：
吾思宝公，南京世族，奉命携家南征，落业冕邑，由公来已十四世传于兹矣。予幼读儒书，愧一衿之难得；长考世系，赖先世之莫明。亟取谱而理之，访其所藏，得曾叔祖国世、叔祖健康公所注之谱，阅之，仅有其名与妻，未注承先者何人，启后者何人，然仅及十一世而止。其下无有也。夫以二公之敏，犹不及详先世履历，予生也晚，去祖逾远，而才力又不逮，苟凭臆撰，即欲信今而传后也，得乎？于是遇族人即询之，询其祖何人、高曾远祖何人、某祖移居某处、葬某处、始有几人、继有几人？有告者必录之。放访之下，一二年得过半矣。
由此可知，族中就连邓启位这样的读书人也只听说始迁祖邓宝是“南京世族”，到冕宁已经传了十四代，但却不明其先世，即不知道邓宝究竟是谁的子孙。所以他急切地翻出家谱希望找到答案，结果再参阅曾叔祖国世、叔祖健康公所修族谱后很失望，因为上面只是简单记载了邓宝及其以下十代祖先名字，却没有标明他们究竟是谁的儿子，又生了那几个儿子。此处“国世”即乾隆二十五年创修族谱的邓其玙；“健康公”名叫邓成国，于乾隆三十六年在前谱基础上有所增修，但两者均不能详述先世履历。可见，邓氏乾隆年间所修谱牒并未提到邓宝的上一辈是谁，邓宝以下也只能分出辈份，而人物间的具体关系却不清楚。这正是邓启位感到纠结的地方。无奈，他只好通过收集传闻来补充祖先的履历，所以邓宝是邓愈之后的说法其实并无明证，只是传闻而已。但却被他采入谱牒，于是由其编撰付梓的光绪木刻本《邓氏宗谱》在世系中首次提到了邓宝的“身世”：
皇明勅赠将军职邓公讳保，郑氏。公，宁河王邓愈之后也，原籍南京应天府兴化县，于明洪武二十三年统兵补镇斯土，抚治有功，落业普咱渡，生二子，名乾、坤。
至此，菩萨渡邓宝为宁河王邓愈之后的说法便有了文字“依据”。此外，文家屯邓姓始迁祖邓端一与邓宝之墓同葬菩萨渡，据说两者关系密切。光绪十八年文家屯邓全忠（官至甘肃提督）在祠堂内将《邓氏族谱序》刻碑为记，里面提及邓端一“江西抚州府临川县马祠堂人，明宁河王邓穆顺讳愈之后也”，但该序并没有署明撰写时间及原因，也没有其他任何材料再证明邓端一与邓愈的关系。
或许因为邓氏开了追查始迁祖先世的先河，与其同堡而住的周氏也在民国年间开始试图寻获始迁祖周全的先世。一篇民国二十年左右撰写的《祖籍源流考》写道：
祖籍也，世处南京应天府兴化县青石桥猪市巷。因元祚寝衰。群雄肆起。明太祖以火光烛天、红绫浮水，应运而生，力扫群雄。布衣而成天子之统，国号洪武。尔时之将相周德兴等或其流派，则其为南京世族，谅不愧周氏裔焉，无如人生地，食养有方。
从表述来看，周氏显然很想跟明初开国功臣周德兴建立关系，但因没有证据而使得其底气不足，所以只是说“周德兴或其流派”，很委婉地表达了菩萨渡周全可能与周德兴同族。1997年，周氏在民国谱牒基础上续修族谱，在上述文字下面又补充了一段文字说：
根据上述记载，再印证《晚笑堂明太祖功臣图》，共四十四幅，为名太祖朱元璋开国的四十四位功臣。此图为清乾隆年间上官周所绘，第二十七幅为江夏侯周德兴。周德兴封江夏侯，按明惯例，江夏为江浙一带，可见周德兴也非祖籍南京，而是江浙一带居住随朱元璋起兵的将相。因明定都南京而迁至南京应天府。且可能是周全公的父辈。
如此，周氏在毫无任何证据和理由的情况下，又进一步将周德兴附会成了周全的父辈，使得两者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从2002年起，一次偶然的机会，冕宁文家屯邓端一子孙与安徽泗县邓愈后裔取得联系，后者前往冕宁进行了考察联宗活动。同年，菩萨渡邓宝子孙听说此事，也开始搜集谱牒试图与安徽方面进行联宗。为此，邓宝子孙邓天亮根据菩萨渡《邓氏族谱》、文家屯《邓氏族谱》、安徽《古虹邓氏宗谱》以及其他资料对邓端一、邓宝与邓愈的关系进行了多方“考证”。最后将邓端一、邓宝分别认定为邓愈第四子邓铎、第五子邓铨。在“认定”了邓端一、邓宝为邓愈之子后，邓天亮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菩萨渡周王邓三姓身份进行“考证”。
该文首先解释为什么菩萨渡周王邓三姓关系十分密切，认为：
要搞清邓、周、王三姓始迁祖的这种亲密关系，只有先弄清他们父辈的关系，才能准确地了解他们当年为何会一道来到这边陲之地。邓端一和邓宝的父亲是宁河王邓愈，周全的父亲是江夏侯周德兴，在两家的谱中都有记载，这是没有疑义的。但王观的父亲是谁呢？王姓谱中无记载。
由前可知，1997年续修《周氏族谱》的补充文字还只是将周德兴附会成周全的父辈，不一定是其父亲，也有可能是伯伯或者叔叔，言辞模糊，尚留有回旋余地。但此时周德兴却又被邓氏文章确信无疑地认定是周全的“父亲”了。在坚信邓周为“王侯后裔”身份的前提下，文章接下去便开始“考证”王观的父亲是谁：
要能与宁河王邓愈和江夏侯周德兴的儿子于明初一道来此“补镇”（三姓谱均有此语）的人，其父也一定是与宁河王及江夏侯名位相当的人，换句话说，也一定是能在《明史》中有“列传”的人……按照这个思路，笔者在《明史》列传中找到了许多位王姓者，经过反复比较，只有定远侯王弼符合条件。
选定王弼为王观的父亲，原因是史书记载王弼与邓愈、周德兴二家关系紧密，且门户相当。所以“从以上记载可以推论，王观之父应是定远侯王弼。只有这种关系，邓、周、王三家公子才有可能同进退”。如此，王观为定远侯王弼之子的说法也产生了。
紧接着，文章又以周王邓三家关系紧密为出发点，来推论三姓族谱所记载祖籍“南京应天府兴化县”的来由，认为《明史》记载洪武二十年周德兴曾在福建沿海筑城防倭，而福建莆田在明初曾有兴化府，所以洪武二十年时，邓宝、周全、王观跟随周德兴在福建兴化筑防，而洪武二十三年周王邓三家因胡惟庸案受到牵连，三人为了避祸，才请旨从兴化镇守西蜀，并改成邓宝、周全、王观，然而其父辈官邸皆在南京应天府，所以就有了“应天府兴化县”的记载。
最后，文章为了自圆其说，又对各家《族谱》记载的不同进行了弥合。文家屯《邓氏族谱》记载洪武十六年，邓端一和周吴邓王一同南征；菩萨渡《邓氏族谱》则记载洪武二十三年，邓宝同周、王前来补镇。而且《周氏族谱》记载除始祖周全外，同来的还有周理，但其后来还乡。对此，文章则解释说前后两批人马为兄弟关系，洪武十六年来的皆为十四年南征云南的王侯子弟：邓愈之子邓端一、周德兴之子周理、王弼之子某人（王观之兄），江阴侯吴良或其弟靖海侯吴桢之子等。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案爆发，邓愈之子邓宝、周德兴之子周全、王弼之子王观为避免牵连通过从兴化来到宁番卫补镇。洪武二十五年，周德兴等因胡惟庸案被诛杀，周理、王观之兄因此回原籍守丧。如此，一个较为完整的明初开国功臣之后通过征战或者避乱而来到边疆的历史叙事便最终形成了。
然而，对照明代王裕墓志铭和《武职选簿》记载，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菩萨渡王宝、王观父亲为王恩，河南祥符人，而非开国功臣定远侯王弼。王宝、王观来到冕宁的过程也绝非如上所述。但在现实的村落生活语境中，王观却因周王邓三姓的亲密关系，被推定为“王侯后裔”。值得注意的是，周王邓三姓故事“成文后又印发给三姓人阅读，提出修改意见，并请教了凉山州和冕宁县的有关学者和机构，作了进一步的修改，现刊载于谱，以供参考”，即通过文字化、相互传阅、文化交流等形式，使该故事已经成为一种常识，嵌入到当地相关人群的记忆当中。
四、余论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地方历史脉络中的屯堡叙事具有以下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屯堡叙事是一个动态结构的过程。
从上文分析可知，菩萨渡周王邓三姓祖先是明初来自“南京青石桥”的王侯后裔这一叙事经过了很长时期的发展。当地任何可靠的明代资料都没有关于这一说法的记载。至清代乾隆中后期，由于整顿家族和参加科举的需要，冕宁、西昌等地修谱之风盛行，但由于资料的匮乏，他们大多只能通过传闻来叙述始迁祖的历史。而在当地集体记忆中，“南京”、“青石桥”是明初军事移民的两个重要的记忆符号，因此也就成为许多屯堡家族追溯祖先来历的文化资源被写进家谱，以至于“南京青石桥”逐渐成为屯堡人在叙事祖籍时的一种话语模式、族群象征和身份标识。菩萨渡周王邓三姓来自“南京青石桥”的说法也正是在上述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且历越往后变得越统一、越清晰。至清朝末年，菩萨渡邓氏率先追寻始迁祖先世的来历，并附会出宁河王邓愈后裔的身份。与其同堡而居的周氏也在民国时期开始建构起与江夏侯周德兴同宗的关系。改革开放后，随着民间文化的复兴，修谱寻根之风再度盛行，再次推动了周王邓三姓祖先身份的建构。周氏在续修族谱时进一步将周德兴附会为父辈。而这一说法又在同堡邓氏修谱时被当成是父子关系加以确认。与周邓二姓相比，王氏在始迁祖问题上一直比较谨慎，没有更多地去追述其先世。然而，其身份也在最新的修谱浪潮中，被邓氏考证为定远侯王弼之后。菩萨渡周王邓三姓是来自南京青石桥的王侯后裔的祖先叙述最终形成。从以上可以看出，作为家族叙事的屯堡文化并不是凝固的，而是六百多年来不断变化和逐步形成的。
第二、屯堡叙事的建构逻辑存在以自我为中心不断加以推演的特征，而屯堡内部家族之间的亲密关系，为屯堡叙事提供了可以推演的前提。以菩萨渡为例，邓氏祖先通过传闻将始迁祖附会成邓愈之子。此后历代子孙修谱都以此为建构屯堡叙事的逻辑起点，并结合现实生活中周王邓三姓的关系来推测其祖先在历史上也一定具有不错的关系，其地位也必定相当。在这一逻辑下，一旦认定其中一家为王侯后裔，那么其余便自然要符合这一身份，所以也都一步步被推演成了王侯子弟。而这一过程恰恰又能使自身获得在当地屯堡文化中的话语权和地位，成为推动屯堡叙事逐渐趋同的一股重要动力。从上述过程我们可以得知，村落语境和家族关系对于屯堡叙事具有重要的影响，其叙事与其说是在追述祖先的历史，毋宁说是通过祖先历史的建构来解释当下屯堡内部的关系。
（本文发表于《民俗研究》2014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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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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