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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京青石桥”：修谱与对始迁祖的叙述
1、文献匮乏与修谱的困难
那么，祖先何时而来，来自何处？这一问题在当时并不容易弄清，因为当地明代留下来并能看见的家族文字资料少而不详。例如，就连宁番卫最高官员卫指挥史李家，在明代也未能修成一部完整的家谱，仅传下来一张万历年间由指挥史李应春画的宗图，上面简单记载了自明初以来历代祖先的名讳，并没有关于祖先来历的记载。此外，明代墓碑也很少，当地许多家族自始迁祖以下的好几代都没有墓碑，其名讳、世系往往也很难弄清。比如西昌毛家屯刘氏，据说其始迁祖为刘元，苏州府昆山县人，洪武初年领兵镇守建昌卫。而乾隆十年创修族谱时，刘松蔚在《谱序》中便说：
每忆先代以来，祖灵木主森森并列，不乏其人，而坟山墓穴独有古房侧西河岸十余坟冢，二三四世全无碑碣，表扬姓字全没无征，五六七世半有碑碣，纪功名号，犹可考证。
《刘氏族谱》还记载：“第一世祖：元，……庐室坟墓俱在毛家屯大河左右，伊时土地初开，风气朴素，率多简陋，未能安立碑石表扬姓氏，至今坟墓无考。”可见，由于没有墓碑记载，刘氏在乾隆年间修谱时，已不知始迁祖刘元坟墓的具体所在，只模糊记得在毛家屯大河左右。而自刘元以下的二三四世祖也没有墓碑，根本分辨不清哪一座墓属于哪一个人，哪一个人出自哪一祖先。例如，刘氏根据木主得知二世祖有：刘现、刘惠、刘章、刘正、刘海、刘相六人，但“此世六祖，俱无祖所出，坟墓全无碑碣，不知某祖所出某祖，传述无人，不敢妄书”。其余，自三世祖以下至七世祖，要么“碑碣全无”，要么偶有碑碣却“碑碣残坏，名号脱落”，因此就连祖先字号、世系也难以厘清，更不用说知晓祖先具体来自何时、何处这样的问题了。
上述现象在当地是比较普遍的，很多家族在清代创修《族谱》时，也都暗示本族最开始的几代祖先没有墓碑，或名号世系难以考证。此外，调查和相关资料显示，冕宁许多家族墓地中，往往始迁祖及其以下几代都没有明代墓碑，一般都在清代道光及其以后才为其补立。因此，在乾隆中后期开始重视修谱的时候，是极少有明代碑刻可供参考的。
2、借助“南京青石桥”集体记忆追述祖先来历
由于时间远隔，又缺乏相关资料记载，因此修谱之初往往只能凭借故老传闻来书写祖先的来历。由此，地方的集体记忆开始在这一时期成为各族追述祖先来历的文化资源。而“南京”、“青石桥”恰恰是其集体记忆中的两个核心要素，一方面，冕宁许多屯堡人祖先确实是来自南京，洪武二十五年“置建昌、苏州二军民指挥使司，及会川军民千户所，调京卫及陕西兵万五千人往戍之。”由此可知，冕宁、西昌有相当的屯堡人祖先是从“京卫”，即南京的卫所抽调而来的。因此，来自“南京”（清代多称江南）是冕宁、西昌许多屯堡人的重要记忆。
另一方面，明代南京城内确有叫做“青石桥”的地方，并且部分军户到达西昌、冕宁后仍以此为落脚地命名，“青石桥”也因此成了他们重要的集体记忆。据明代《南京督察院志》记载：“青石桥，在攸字铺以上，俱系府军左卫四连仓旁地方。”可见，明代南京城内的确有“青石桥”，而且刚好是卫所驻地，自然成为附近军户记忆自己来源地的重要标志。为了加以纪念，他们到达建昌卫后，即以青石桥作为落脚地的名称，这点在冕宁文家屯邓氏《族谱序》中有所反映：
始祖端一公……（洪武）十四年辛酉秋九月，以颖国公傅友德为征南将军征云南，凉国公蓝玉，西平侯沐英副之，公以指挥使从。十六年癸亥春三月，颖国公还，西平侯留镇，加公征南副将军，进抚小云南（即今宁远府，现改西昌）公携夫人郑氏及家将百余，周吴邓王与焉。彼都底定，旋于青石桥（即今穿心堡）代管留守苏州邑（后改宁番卫，现在改冕宁县），驻菩萨渡（在城东门河外二三里）。
文中小字注明“青石桥”即“穿心堡”，据邓家人说“穿心堡”就在西昌市邛海边上。笔者曾前往穿心堡调查，当地人说“穿心堡”老地名就叫做“青石桥”。由上可知，“青石桥”是军户刚到达建昌（今西昌）时命名的，后来屯堡修建完毕才正式命名为“穿心堡”。由于它是部分军户最初的落脚地，所以西昌县的许多屯堡人也具有“青石桥”的记忆。可知，“青石桥”确实是当地部分军户共同的记忆。此外，据冕宁城南三分屯几位陈姓老人回忆，宁番卫官衙旧址位于现在冕宁县城西街靠北处（今已改建为县粮站），其旁就是“青石桥”，那一带以前是个洼地，很多在城内及城边居住的人家都知道。可见，冕宁也有作为地名的“青石桥”，而且就在卫衙旁边。关于“青石桥”到底在西昌还是冕宁的问题，三分屯陈家和文家屯邓家曾就此事争论不已。实际上，两地都有“青石桥”的说法并不矛盾。原因是，冕宁部分屯堡人祖先是先到西昌，后调冕宁。上文提到的菩萨渡始迁祖王宝即先于洪武二十三年到建昌卫（今西昌），洪武二十五年升苏州卫指挥（今冕宁）。又如宁番卫指挥佥事程谅，先是洪武二十三年任建昌卫中所世袭正千户，二十五年因在月鲁帖木儿之乱中守城有功，升苏州卫世袭指挥佥事。这两个例子与文家屯《邓氏族谱》也记载其祖先先在西昌“青石桥代管苏州邑”，后来才驻守冕宁菩萨渡的说法是一致的。如此，“青石桥”最先指西昌的穿心堡，是部分京卫军户到达西昌后最早的落脚点，后来又有部分卫所官兵因平定月鲁帖木儿之乱立功，被派往宁番卫镇守，青石桥的记忆也因此被带到了冕宁，并成为卫衙旁边的一个地名。故，“青石桥”才成为冕宁、西昌部分屯堡人的共同记忆。
综上可知，“南京”、“青石桥”是冕宁、西昌屯堡人集体记忆中的两个重要因素，所以在祖先情况无文可征的情况下，就成了地方家族借以书写祖先历史的文化资源，同时由于是部分军户共同记忆，自然也就成为大家认可的族群符号，一说起是从“南京”、“青石桥”来的，也就意味着是明代旧族，所以许多屯堡家族在修谱时，都把它作为祖源地写进自己的族谱中。
3、菩萨渡的案例
“南京青石桥”作为集体记忆成为家族书写祖先来历的例子，可以菩萨渡周王邓三姓为例加以详细说明。
由明代《王裕墓志》可知，菩萨渡王姓始迁祖王宝、王观为河南祥符人，其父王恩在洪武初年因从征有功，升金吾右卫百户。后来王宝继承官职，先后调任贵州普安卫、四川叙府、建昌卫、宁番卫。王宝病后，王观接替兄职来到宁番卫。从王氏祖先经历来看，他们老家在河南祥符，但却因调动到过很多地方，这一特点使得不好简单说祖先究竟来自哪里。说是河南祥符人自然没错，但后来王家又搬到了南京，再后来又陆续搬过很多地方。所以，明代墓志或者传记对祖先经历都会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以避免简单化的叙述。但到了清代，情形却大不相同，因为时间久远，其祖先经历不可能记得这么详细，只能有个大致的印象，因此只有那些重大、深刻的集体记忆才最有可能成为书写祖先来历的资源，而其余细节则被遗忘和过滤掉。例如，王氏到了乾隆四十三年编修《王氏族谱》时，就只能跟据当地集体记忆来追述祖先来历了：
兹有王氏之裔绪，号超先者，追念始祖王讳观，字音儒，太原故郡，江左世系，自移建南，近四百载矣。其始不过一人，至衍庆数百男，此亦积厚而流长，根深而叶茂者也，遂殷然有报本之思焉……
自弘武七年设法至十七年止，原籍南京（即今江南也）应天府兴化县青石街王家巷第四家人氏，初入建南左所镇军千户，于时屡遭兵燹，族谱失散，世远年湮，难以详记，姑记所闻，以祀诸后。
可见，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王氏对明初之事的记忆已是十分模糊，甚至只能记得王观为始迁祖，而不知道王氏兄弟两人均来到宁番卫的情况，而且对王观来到当地的时间记载也有误。至于其来自“南京（即今江南也）应天府兴化县青石街王家巷第四家人氏”，自然也是“难以详记，姑记所闻”的结果，即在当地集体记忆“南京青石桥”基础上加工编撰出来的。
道光二十九年，王氏子孙为王观树立墓碑，上书：
公者，太原著籍，江左世系。南京应天府兴化县青石桥王家巷其故里也。因洪武英烈荡平天下，于二十三年奉命补镇，初入建南居于左所，身膺户侯之职。厥后番夷猖獗，来兹把守，遂创业于斯。
可见，“青石街”又进一步被修正为“青石桥”，以便更符合广为流传的说法。而王观达到的时间被修改成洪武二十三年，正好是王宝调任建昌卫的时间，当时与其同来的军士不少，因此这一时间点也就成为共同的记忆，如大约成书于乾隆四十二年的邓氏《谱序》便写到其祖先邓宝于洪武二十三年到达。王氏应当是在进一步搜集旧闻的基础上对移民时间做了修订，但却因为不知道有王宝的存在，所以又张冠李戴到王观的头上。由此可见集体记忆对祖先叙事的深刻影响。
除王氏外，周邓二氏对祖先的追述也是如此。周氏在乾隆三十一年首次编修族谱时写道：
余家祖籍南京，创业兹土，荷蒙祖功深厚宗德悠长，荫佑绵远，子孙繁茂。历今数百余年，十有数世，原谱之传，兵燹失之。百十年来，无籍可稽，虽族人重本笃亲，而系序之淆其曷能免，今我族共际，国运昌隆之世。欣逢皇上仁孝之恩，家声亦振矣。乃见远近昭穆，涣散难稽，繁衍曾孙愈传愈远，几不知本源，所自心焉虑之，因是仰体。
从“百十年来，无籍可稽”可知，周氏修谱时并无文字可据。而且又提到“纵五世以前，稽考不周，未免得罪于先人，而百世以后，率从有据，尚可籍于后代”。按照这一说法，其根本不知道从始迁祖开始前五代人的具体情况，那么祖籍南京自然也是传闻而已，至于始迁祖姓名和移民时间在整篇序文中丝毫没有提及。然而，仅仅过了三年，周氏再次修订谱序：
世处南京应天府兴化县青石板猪市街。余始祖周全公，洪武奉命来斯，为左所八名总军。
此时，周氏始迁祖明确为周全，职务为八所总军，移民时间为洪武年间，来源则采用了“南京青石桥”的说法，周氏祖先来历由此变得更为清晰。至道光二十六年为始祖立碑时，“始祖周全公原籍南京应天府兴化县，其人出类超群，以明洪武七年奉抚治此地番夷……遂家于普咱渡。”，移民时间又进一步明确为洪武七年了。而洪武七年恰恰是乾隆年间王氏谱序记载的祖先移民时间，周氏对祖先移民时间的确定极有可能就是受到王氏的影响。以上周氏的情况，非常典型地体现出清代冕宁家族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如何一步步利用传闻来建构祖先来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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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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