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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在探讨这一地区贸易网络的发展历程时不能忽视区域历史进程和一些大的历史事件对固有网络的冲断与再造。殖民者在东南亚强行推行的种植园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区域内固有的经济联系。但同时,新引进的物种如咖啡、巧克力、橡胶等又丰富了区域商品的多样化。近代以来,在我国云南西双版纳阿卡人聚居的地区,橡胶一跃成为主要的地方性物产。当地居民还将橡胶贸易与地缘关系、亲属关系与族群网络联系起来,在中老交界地带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跨国网络。[41]现代以来的资本、商品、劳动力的全球流动使区域内的贸易网络更趋多样化。在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影响下,不同族裔的商人将中国的小商品、电子产品等带入东南亚市场甚至更远的地区。这条跨国贸易链也呈现出背后所牵涉的文化、资金、人群和组织复杂的流动和交融。
作为地区交往的实践主体,人的流动与迁徙必然带来文化风俗与社会网络在空间上的扩散。作为区域社会往来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华人华侨群体以海为通道构建出连接故乡与他乡的跨国社会网络,由此形成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特殊的文化生态区域。陈杰研究的海南侨乡“两头家”,就是早期华人在祖籍地与迁入地建构跨国网络的一个基本策略。[42]华侨的流动是一种双向流动,这既指华侨自愿地以探亲、捐赠、祭祖等形式加强与故乡社会的互动,还包括在特殊政治因素影响下,华侨“回流”的问题。“回流”华侨已经在东南亚习得了当地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因为现实条件的限制,他们回国后无法回原居地生活,而接受了政府的集中安置。奈仓京子的研究表明,华侨农场有许多不同的归侨群体,尽管政府和周围社区赋予他们相同的身份,但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边界,形成了归侨社区的多元社会结构。[43]“故乡”与“他乡”情感转化的背后体现了归国华侨文化再适应,以及从“难民”到“公民”的身份建构和政治认同。[44]
中外学者在讨论华南与东南亚社会的联动性时,往往会以我国西南边界与大陆东南亚国家交界地带的跨境民族社会与华人华侨社群作为切入点。作为世世代代在南中国海海域生产生活的群体,不同国家的渔民共同开发南海的渔业资源,他们同样构建了以海洋为中心的跨国网络。在当代民族国家边界概念的影响下,不同国家渔民跨越海域的生产活动受到了国家海权的限制。但在民间,长期的历史交往使不同国籍的渔民逐渐建立起跨国互助机制与交往网络。与笔者合作的博士后王利兵研究了南海不同国家渔民流动与文化交流的问题。他认为,潭门渔民在南沙建立了一个以海产品交换和交易为主的互动网络,这个网络中不仅包括越南渔民,还包括很多菲律宾渔民。[45]笔者指导的硕士生郑胜营做的有关马来西亚华人渔村龟咯港脚家庭生计与社区宗教的研究,也关注了渔民在祖籍地与东南亚沿海渔港间流动的现象。[46]这一类的研究牵扯到了区域海洋生产的协同共享背后的人文交流,以及渔权与海权的深刻命题。笔者指导的博士生刘莉在长期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海南渔民在维护国家南海权益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护渔权而张海权”,是加强和巩固南海权益的有效方式之一。[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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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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