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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一国多民族的民俗学方向，还有增进族群之间相互理解和沟通的作用。民族文化，只有在交流中才能得到较充分的发展，在交流中才能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文化间的充分沟通和了解，是进一步消除误解的基础。据统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生在一国之内的所谓“民族地区”的冲突，在数量上和规模上远远大于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说明在今天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协调和处理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当今社会将要面临的巨大挑战。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在局部地区导致某些不平衡和新矛盾的凸显。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既在民间层次也在精英层次增进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对话，有助于以非行政命令的、非官方的方式发挥作用。这种作用往往又是官方的方式所不能替代的。诚然，在倡导多元文化政策的时候，我们应当时刻牢记，“多元”本身并不是目的，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才是社会发展的宗旨。
最后想说明的是，按照我的理解，钟老深刻领悟到，文化的差异是不能人为地、简单粗暴地消除的，至少在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会、也不应当消除，因为这样的做法，拿各国的实践来考量，不仅在伦理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往往会导致紧张局势的升级。文化的差异，说到底，与自然环境的差异之间有奇妙的对应关系，是我们这个星球上自然环境和气候具有差异的结果。有统计表明，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往往是语言种类最多的国家和地区，说明语言壁垒的形成，民族集团的形成，是受制于自然环境的，而不是人为“建构”的结果，也就不能用简单的人为的方式予以消除。
总之，钟老的关于一国多民族民俗学的思想，是胸怀天下，高瞻远瞩的，是既有学科意识，也有伦理高度的。从费孝通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到“多民族的民俗学”的阐释，他们在思想的深度上，在对民族文化建设的使命感上，是相同的。
2012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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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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