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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伴侣
贾芝和李星华上世纪30年代摄于北京
贾芝是李大钊的女婿，尽管他没有见过岳父。
1927年，李大钊牺牲时，长女李星华只有16岁。之后，她在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高中部和大学读书。孔德学院是蔡元培及北大几位教授创办，他们的子弟多在这个学校上学。李葆华（李大钊的长子）、李星华和周作人、周建人、钱玄同、沈尹默等人的子女也都是同学。李星华是半工半读，由周作人帮助安排给学院刻写蜡板，每月补助生活费15元。1932年期间，李星华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和党的组织，利用刻蜡板的机会为党刻印传单。
1935年，正在中法大学孔德学院社会科学系读书的李星华和贾芝相识了。这期间，他们俩之间曾经有过一次令贾芝永远难忘的谈话。贾芝问她：“你的家在什么地方？”她平淡地说：“我没有家。”后又补充说，“我就希望革命成功！”李星华对旧世界深恶痛绝、对新中国充满憧憬的强烈情感，深深地感染了贾芝。
这年年底，爆发了“一二· 九”学生运动。李星华、贾芝都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平时态度温柔敦厚的李星华，一到革命烽火起来的时候，好像突然变成了一头勇猛无畏的狮子。当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游行队伍来到时，她站在学校大门外呐喊，招呼同学们快去参加游行。贾芝和她一道沿护城河走到西直门外，城门这时被关得严严实实，无法进去，警察在城头上正和游行示威的同学对峙着。贾芝和李星华手拉着手走进游行的行列。参加了那场斗争，他们的爱情经受住了考验，第二年就结婚了。
1937年，贾芝从中法大学毕业，想到法国里昂大学留学继续深造。7月7日，贾芝乘最后一列火车离开北京回山西省亲，结果遇上了“卢沟桥事变”，一时无法回来。李星华带着孩子回到了河北乐亭。1938年暑假，贾芝离开临时借读的陕南城固西北联合大学，奔赴延安。李星华知道贾芝到了延安后，回到北京做去延安的准备，周作人把她安排在北大的会计科当出纳员，得以维持他们的生活。1940年，李星华向周作人说明要到延安去。经周作人帮助，预支了两个月的薪金作为路费，并办了出北京必须有的“良民证”。临行前李星华去向周作人告别，说她要到延安去了，问他那边有什么事没有？周作人说：“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李星华未能将这个口信带到，她后来在提起这件事时也深深遗憾。解放初期回到北京，大约在1950年末，贾芝和李星华到八道湾去看了周作人先生，对他保存李大钊遗著以及在敌伪统治时期帮助李星华去延安的事表示感谢。
早在1983年，贾芝写了《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他与李大钊的一家》。他说，周作人和李大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过从较密，是北京大学同事，也是《新青年》的同人。在李大钊牺牲后，周作人不仅积极参与了后事的处理，参加了1933年的公祭，而且对李大钊的一家在长时期中给了很多的帮助，可以说他是朋友中出力帮助最多的一个。发表后，贾芝受到一些非议。但他认为，自己只是讲了事实而已。其实，这篇文章是胡乔木听贾芝谈起周作人和李大钊的关系后，让他写的。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到贾芝位于演乐胡同的小院采访，客厅正面挂着李大钊的墨迹：“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长时间凝视，不禁肃然起敬。没想到贾芝说：“假的，真的在革命博物馆。”李星华和贾芝把收集的李大钊遗物，统统捐献给国家，其中就包括这幅墨迹。博物馆后来制作了一批复制品，回赠家属。“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复制的，和真的没有什么区别。”贾芝补充。
李星华和贾芝从延安回到北京后，就开始收集有关父亲李大钊的资料，他们是主动承担起这项任务的，既出于对父亲的敬重与爱戴，也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访问了李大钊的许多老朋友、老同事，如刘清扬、张申府、于树德、章川岛、孙斐君、刘弄潮、周作人……并曾回到乐亭家乡收集资料。在整理大量文字记录的同时，还收集了许多历史照片、遗物，以及部分手迹。这些物品在纪念李大钊牺牲30周年时，捐给中国革命博物馆。
作为李大钊的女婿，贾芝在李大钊的思想传播、遗物收集和文字整理上作出了特殊的贡献。1959年，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稿，贾芝编选了《李大钊诗文选集》。他说，这本书的编选和修订，是在李星华的合作和帮助下进行的。她曾与李大钊同时被捕，自己所了解的李大钊的一些往事，大都是她讲的，或同她一块进行调查的。
到延安后，李星华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也学会了纺线、捻羊毛。她曾长期和贾芝同在延安中学教书，1945年重新入党。1949年5月，李星华回到北京后，先是在师大女附中任教；后到马列主义二分院教日本学生学中文；1956年起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工作。艰难和坎坷的人生道路，损伤了李星华的健康，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郁愤成疾，双目失明。李星华1979年12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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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11年09月08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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