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忆言教淳淳,奖掖后学的民间文艺学家马学良先生
十分感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邀请我参加“马学良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活动暨马学良学术思想研讨会”。
马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4个春秋了,很久以来就想写点文字悼念先生,始终没有动笔。不是因为自己的疏懒,而是因为自从我从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教学与研究以来,始终得到马先生的关心和教导。许多往事荣绕心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我和马学良先生相识,是1971年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考察队赴云南考察期间。当时正值“文革”中期,中央民委指示中央民族学院组成考察队,赴民族地区考察。考察任务很简单,主要是深入民族地区,听取民族地区群众的意见,中央民族学院还办不办?我被分配到云南队,当时我的女儿出生50多天(当时的产假是50天),他的母亲就去了中央办公厅在江西的五七干校,我将满月的女儿托付给邻居老大娘抚养,随考察队前往云南。当时由工军宣队带队,我担任考察队的秘书,编辑考察简报。那时马学良先生还不到花甲之年,是结合到我们考察队的唯一的学术权威,高山仰止,但当时大家对他却是敬而远之。在半年多的考察期间,考察组多次集中在昆明,总结工作。给我的印象马先生很少发言,大家的反映也只是说他没有学者架子,平易近人。这次云南考察队有50多人参与,分红河组、西双版纳组和大理组。半年时间交通食宿费用共计两万多元,最后由我执笔的考察报告,是两万多字,平均每个字1元。结论是民族地区群众要求,中央民族学院要继续办下去。
大约是1974年左右,中央民族学院开始招收工农兵学院入学,此时我也回到了教学岗位。1977年恢复高考,学校逐渐恢复了教学秩序。当时我承担着《文学概论》和《中国古代文论》的教学并开始关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1979年冬,西北民族学院筹划在兰州召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暨学术研讨会”,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民族民间文学研究者的一次盛会,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作为中央民族学院唯一的代表,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1980年在成都召开第二次“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各民族院校与会学者一致倡议并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推举周扬为名誉会长,贾芝为理事长,副理事长马寅、马学良、王沂暖、额尔敦·陶克陶、王松。秘书长杨亮才,我是副秘书长之一。回京后向马先生汇报,并筹划第三次教材编写会议在中央民院召开。此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我的教学和研究活动,没有离开过马学良先生的关心和指导。我虽不是马先生的亲授弟子,但马先生没有门户之见,处处奖掖后学,指导我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在马先生的提携和指导下,我参加了许多国家重点课题实践,一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编纂,二是《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的编纂。
《中国大百科全书》是由姜椿方先生主持编纂的,共71卷。《中国文学卷》是其中之一,少数民族文学作为该卷的分支,由马学良先生担任主编。马先生提议我担任副主编,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少数民族文学分支最后确定进入百科全书的条目200多条,包括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从框架的拟定,条目筛选,组稿、写稿到定稿,都是在马先生指导下进行的。对条目释文的撰写,马先生提出一条原则,即凡是涉及到有关条目,尽量要求本民族学者撰写释文。为此我到新疆、云南、广西等民族地区组稿,物色条目释文的撰写者。最后一个大条目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这个条目本来应该由主编撰稿,因涉及到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马先生考虑再三,把撰写的任务交给我。他知道我当时所关注和研究的领域,正是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我完成一万多字的条目释文,交马先生审阅,最后定稿,署名马学良、陶立璠。1989年马先生出版《素园集》,将百科全书这一条目释文收入。马先生赠书给我,并对我说,收入《素园集》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文,没有署你的名字,你以后要是出版论文集,也可以不署我的名字。马先生对于后学,总是这样体贴入微,令我感动。
80年代初启动的国家项目《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编纂工程,是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同时进行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包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间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其中《中国谚语集成》的主编是马学良先生。在组成编辑班子时,马先生又一次让我参与,指定陶阳、李耀宗和我担任副主编。《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的编纂是漫长的征程,从普查到文本成卷,前后经历了25年时间,四分之一世纪,其中的甘苦编者自知。马先生和我们一起常常是随叫随到,义务出工,不计报酬。每卷定稿后,马先生都要逐条审定。作为语言学家,他对“谚语”的性质,特征、分类作了明确的定义。保证了出版的《中国谚语集成》31卷国卷本,具有很高的质量和学术价值。值得庆幸的是马老生前看到了完整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国卷本全貌。许多老先生辛苦一生,没等集成出版就与世长辞了。《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和文化部的七套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合称《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共10部,包括:《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戏曲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中国曲艺志》。全书298部省卷(450册),字数共4亿5千万,被誉为“文化长城”。
我和马先生最多最长期的交往,是在80年代开始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恢复、重建和发展时期。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这是中国民俗学发展的里程碑,中央民族学院杨成志、马学良先生被推选为副理事长。因为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又在民族学院任教,自然成为两校钟敬文和马学良先生合格的联络员。无论春夏秋冬,只要有关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方面的事,马先生总是通知我去办。我也总是不误使命,完成交给我的任务。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刚成立,为了培养民俗学民间文学急需人才,决定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联合,在民族学院举办暑期讲习班。马先生坐镇指挥,指定我负责教学工作,登门拜访邀请学者专家讲课。这次请来授课的学者20多人,都是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民间文学方面的著名学者。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难忘1983》,记录这次讲习班的盛况。当时讲课的报酬是很低得,每讲30元。当我把讲课费送送交马先生时,它婉言谢绝了。不是嫌少,而是用这些钱,多请一位专家授课。由此小事可见马先生的严于律己的精神。
在马先生的鼓励下,1982年开始,我的学术方向完全转向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在汉语系成立民间文学教研室,开设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课程。在学生中组织民俗学社,请钟敬文先生题签,出版油印刊物《民族风》。1985年我的专著《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出版,马先生作序,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他在《序言》的最后说:“这位作者奉献给我们的,不是他在别人收割的土地上拾来的七零八落的谷穗,而是用他自己的汗水浇灌出来的,实实在在的硕果。我要为这些果实而感谢这位辛勤耕耘播种的开拓者。”1987年当我的另一部著作《民俗学概论》出版时,马学良先生又一次为之作序,《序言》的标题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体系》,最后说“这部《民俗学概论》是陶君在他已出版的《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之后的有一部大著,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本是一棵枝上的并蒂莲,所以这两部著作可以说是姊妹篇,读者对读,可收相得益彰之功。伏枥之骥,喜看新人辈出,跃马争春,谨贅数语以为介。”在我的学术道路上,马先生总是一路扶持,不断激励。马先生不仅在治学上关注引导我走上民俗学道路,在学术活动上也给以大力支持。我们在民族学院开展的所有民俗活动,马先生都是每会必到,给与热情的鼓励。1994年中央民族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成立,马先生和校领导与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1996年我筹划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面向21世纪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成立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来自日本、韩国、蒙古国、美国以及香港、台湾地区和国内100多位学者与会,钟敬文、马学良、林耀华先生不仅莅临大会,还送来热情洋溢的贺词。
正是20多年来在马学良和钟敬文先生的关心扶持下,经过民族大学民俗学同仁的不懈努力下,使民族大学成为北京民俗学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并在本世纪初,文学与新闻学院先后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建立了民俗学(民间文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点。如今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民族大学不再有往日民俗学的辉煌。
马学良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和民族民间文艺学家。在和马先生长期的交往和共事中,他的学识、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人格给与我极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处处关心青年学者,言教淳淳,奖掖后学的精神,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使我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教学与研究中获益匪浅。
在纪念马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谨献上我无限的崇敬和思念。
2023年初冬于五柳居
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本文责编:思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