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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的曲艺研究深受时代风潮的影响，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又在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上深受束缚。口头传统研究可以在诸多方面扩展曲艺研究的思路，其理论与方法也可以为研究提供有益借鉴：推动研究回归田野，在整体性的视域中获取更可靠的文本；还原表演者的主体性，关注其创造性与能动性；考察口头传统中的创编，关注文本化的政治。学者要立足本土知识和地方概念，用口头传统的理论与方法审视中国鲜活丰富的曲艺资源，推动曲艺研究范式的更新。
关键词：曲艺；口头传统；反思；范式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口头传统（OralTradition）的关注与研究方兴未艾，学者们秉持开放的理论视野，充分汲取口头程式理论（Oral-Formulaic Theory）、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的理论内涵，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在史诗，以及叙事诗、歌谣、故事与传说的研究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曲艺说唱是中国独有的口头传统，而从目前来看，从口头传统学科视角切入的曲艺研究主要是由海外学者提供的，国内的研究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本文在梳理当下曲艺研究的基本范式与话语特色、分析其得失的基础上，探讨口头传统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在拓宽曲艺研究的视域、更新研究思路上的作用及需要面对的挑战，以期能对口头传统本土化的研究做出有益探索，并对曲艺研究有所裨益。
一、曲艺研究的经典范式及其得失
中国曲艺研究的经典范式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说唱因影响广泛，在民族认同、宣传新思想上有着难以比拟的优势，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资源。政府通过艺人改造、院团国有化改制和艺术的革新，将说唱从草根性的娱乐转变成为全民“喜闻乐见”的艺术。改造后的民间说唱被冠以“曲艺”之名，和“说唱”相比，“曲艺”是一种全新的命名，包含了鲜明的现代立场与追求。对曲艺的命名和研究本身就是启蒙和改造的一部分，体现了当时的价值取向。当时的曲艺研究者包括了老舍、王亚平等作家，罗常培、吴晓铃等学者，侯宝林、孙玉奎等艺人，他们肩负启蒙使命，学术研究的目的之一是用全新的价值标准重审民间说唱，将其提升成符合现代价值观念的艺术，激发曲艺作为“文艺战线上的轻骑兵”的时代使命。
新中国的曲艺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是重视学以致用。曲艺表演简单，能迅速反映现实生活，故研究者极重视其审美教育功能，尤其重视对作品主题思想的阐释和解读。为了凸显教育意义，学者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指示下，对说唱进行了净化，同时挖掘与提炼其思想价值，完成了对作品的主题化改造。以相声为例，《相面》原以调侃江湖术士为主，后被赋予反对封建迷信的主题，《八不咧》原通过捧逗二人争功制造笑料，后被用来讽刺居功自傲的人。在曲艺史的研究上也是如此，历史上的说唱艺术既遍布市井，又流行于宫廷庙堂，但当代曲艺史往往设有专章讨论“曲艺的战斗传统”，用阶级史观重构劳动人民在曲艺史上的主体地位，凸显了说唱作为底层民众斗争工具的作用。
其次是以纯文学的标准审视说唱艺术。为了提升民间艺术的地位，学者们习惯将曲艺研究纳入文学研究的范畴中，把存活于市井民间的口头表演搜集整理成书面的文学文本，大量借用美学、文艺学等学科的概念加以阐释，以探讨作家文学的方法展开对作品文学内涵、美学意蕴与思想主题的分析。
这种研究范式深受时代风潮的影响，注重发扬艺术的现实效用，强调曲艺的现实功能，侧重于以书面文学的标准来探讨、研究艺术。回到历史的语境中，我们发现这一研究范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对传统的市井说唱进行了改造与提纯，既净化了传统，又赋予其现代的价值和立场，有力地推进了说唱艺术的经典化和现代化。在此基础上整理创作的文本，作为通俗文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产生了积极影响，无论是相声《糊涂县官》《连升三级》对封建社会的批判，还是新评书《肖飞买药》《江姐上船》对革命先烈的描绘，均起到了培养社会主义新型民众，塑造民众精神世界的作用。
我们也不能不认识到，当这一范式沉淀为“经典”，不断被后世沿袭后，其局限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它极大束缚了曲艺研究的视野和方法。
首先是忽视文类的历史性与社会性，造成以静态的文本观念来考察动态的曲艺变迁。曲艺说唱一直处在变化中，其思想主题多是当代学者根据现实需求赋予的。历史地看，这样的做法有其合理性。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学者往往忽视了这些主题是后来生成的，而是将其当成了真实的历史，以此来看待早年流传在市井民间的说唱艺术，如以改编整理后的《相面》来论证艺人很早就有了“讽刺迷信”的意识，从而造成了“把特殊情景中形成的曲艺价值普遍化”“以静态的视角来看待变动的艺术”的问题。
另一个缺陷是造成了文本生产和知识表述的“格式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曲艺搜集和整理工作，到20世纪末，已经形成了大量的文本资料。但多数文本不是在现场的表演中搜集的，多是根据演出的速记，或艺人的口述文本（即艺人为了整理记录特意口述的文本，如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广播说唱团搜集的传统相声“四大本”）、静场的演出录音整理出来的。这样的文本是以文字为中心的，忽略了文字以外的诸多因素。在出版的过程中，出于各种考虑，往往会对传统文本中不符合时代风貌和书面文本呈现规则的内容做技术性删改，造成“（整理脚本）与当年演出的原始风貌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距离，鲜有保持原始演出风貌的记录本”，使人无法获得可靠的研究文本。
固守文学本位的立场，也造成了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单一。曲艺研究方法以文学分析和艺术鉴赏为主，学者习惯于以主题是否鲜明、人物是否突出、结构是否成熟为标准来评鉴艺术，以“语言清新”“格调高雅”“主题突出”等文艺性的价值判断取代了对表演实践的民族志式的分析。因此容易忽视对更加微观的形式层面，如程式（formula）、步格（meter）等的深入考察。所以，长期以来，尽管曲艺研究是以文本为本位的，但对艺术本体的研究仍有待深入。
静态的文本观念、文学性的研究方法、格式化的文本生产，三者是互相作用、相辅相成的，学者在特定价值观念下生产出主题化的书面文本，将这些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对此进行思想分析和历史研究，得出的结论进一步巩固了既定的价值观念，形成循环互证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
这种经典的曲艺研究范式是在启蒙和改造的语境中形成的，它对鲜活的、历史性的说唱文本做了去历史化（de-historization）、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sation）的处理，使研究只能在既定的话语框架里打转，既缺乏对文本与社区传统关系的考察，也忽略了对曲艺说唱的文本化（textualization）过程和文本的形式做深入分析。尽管今日的曲艺研究已经逐渐多元化，不少学者正在积极推进对这一范式的反思与修正，但翻检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办的《曲艺》杂志等主流出版物，不难发现这一范式仍然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尤其是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经典的命题，如“曲艺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相声是一门历史悠久的讽刺艺术”等，已经沉淀为人们关于曲艺的知识基础，至今仍有深远的影响。
二、口头传统研究对曲艺研究的借鉴价值
无疑，曲艺说唱可以归入口头传统的范畴，而口头的传统研究所提倡的方法与理念正可以填补上述的不足。20世纪以来，在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Albert Bates Lord）等人的努力下，口头传统的研究获得长足发展，学者们开始从实践的视角来看待口头艺术，将文本还原到其生存的社区与历史中，开拓了对活的传统（living traditions），包括对口头传统的表演者、表演实践、文本的创编与制作、社区和族群认同等方面的研究。口头传统为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观念，突破了以静态的视角看待文本的做法。对口头传统的考察既包括民间文学的经典领域，如语言、形式和内容等，更包括表演者的创造性，以及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
从口头传统的视角看，曲艺艺术不仅是整理在纸面上的文本，更是鲜活的口头讲述、整个交流事件和与之相关的一整套创编规则，它的表演与生产是一种情境性的行为（situated behavior），其意义是在和历史传统、社区情境、表演者、观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关系中被动态地建构起来的，所以，我们有必要突破旧的范式，搁置意识形态先行的立场，摆脱书面文学研究的思路，从探讨口头语言交流模式的角度切入曲艺研究，以表演为中心，考察曲艺说唱在特定语境中的形成过程和表演者对其形式的创造性应用。在相关的研究上，海外学者已经做出了极佳的示范，如易德波（Vibeke Børdahl）对扬州评话的研究、井口淳子对乐亭大鼓口头文本的形成和口头传承过程的考察，以及刊登在《中国演唱文艺》（CHINOPERL:Journal of Chinese Oral and Performing Literature）上的相关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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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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