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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迪]丁山的神话研究
  作者:刘宗迪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2-10 | 点击数:2443
 

摘要:丁山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构想上深受古史辨派的影响。他继承了古史辨派的神话研究架构,在古史辨所开辟的几个主要方向,即神话的故事学研究、宗教史研究和民族史研究方面皆有所继承与创获,勾勒出了一个极富学术野心也很有可行性的神话研究框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提出了颇有启发性的见解。但是,由于他片面依赖比较语言学方法,缺乏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的理论视野,故其考证多失于空疏和随意,导致其结论大率失于武断,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关键词:丁山;神话学;古史辨;比较语言学


  1923年,胡适主编的《读书杂志》第九期《努力》增刊上发表了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顾颉刚在其中说,历来被视为上古圣王、治水英雄的大禹,并非人,而是神,并认为中国上古史大多是由神话演变而来的,很少信史,因此应该推翻旧古史,重建新古史。此文一出,一石激起千重浪,顾颉刚的观点立刻在史学界激起轩然大波,“大禹只是一条虫”的说法不胫而走。这一事件在标志着对中国现代学术造成深远影响的古史辨学派横空出世之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现代神话学的正式诞生。在此以前,尽管章太炎、刘师培、蒋观云、鲁迅等人,都曾谈论过中国上古神话,但他们只是把神话作为原始的文学来看待,并没有将其纳入学术研究的视野。现在,顾颉刚既然认为中国上古史很多内容只是由神话演变而来的伪古史,要建设信实可靠的上古史就首先要把神话清理出去,让神话的归于神话,让历史的归于历史,因此,要重建古史,就离不开神话学。古史辨学派在从古史中发现神话的同时,也为神话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开出了出生证。正是在古史辨派重建古史号召的感召下,一些年轻的古史学家汇聚在神话学的旗号下,运用对他们而言尚显生疏的故事学、民俗学、宗教学、人类学、考古学、比较语言学等现代学术方法,对中国上古史那些历来被视为信史的古圣先王的事迹进行重新审视,从中发掘上古神话的真相,重建中国上古神话体系和宗教体系。由于一些具有深厚学养和广阔视野的古史学者的参与,中国现代神话学在其甫一诞生的20世纪20~30年代,就迎来了一个学术高峰,产生了不少非同凡响的研究成果,并涌现出几位引人注目的神话学者,丁山就是其中之一。

  丁山(1901-1952),早期治学,追随导师沈兼士,主攻文字学、音韵学,1920年代末转向甲骨文、金文研究,1930至40年代,研究重点转向上古史和神话学研究,尤其是依据甲骨文资料对古代宗教、神话和民族的研究,曾发表《唐写本切韵残卷跋》(1926)、《殷契亡尢考》(1928)、《数名古谊》(1928)、《召穆公传》(1930)、《说文阙义笺》(1930)、《郦学考序目》(1932)、《由齐侯因敦铭黄帝论五帝》(1933)、《宗法考源》(1933)、《辨殷商》(1934)、《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1935)、《开国前周人文化与西域的关系》(1937)、《聚珍本牧菴集跋》(1940)、《河出昆仑说》(1940)、《文武周公疑年》(1941)、《吴回考:论荆楚文化所受印度之影响》(1941)、《周武王克殷日历》(1941)、《论小雅六月于征于王》(1941)、《九州通考》(1941)、《帝系发疑》(1943)、《齐叔弓钟铭跋》(1944)、《班簋铭跋》(1944)、《论炎帝太岳与昆仑山》(1944)、《新殷本纪》(1940)等论文。丁山身后留下大量遗稿,其中部分遗稿由家人及友人整理为《商周史料考证》(1960)、《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1961)、《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1988)、《古代神话与民族》(2005)、《丁山子学研究未刊稿》(2011)等出版。就神话学而言,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于《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和《古代神话与民族》两书中。

  丁山的神话学研究,主旨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一、通过对古代史官制度和古史流传途径的勾稽,澄清古史传说由口传到书写、由神话到历史的流变过程。二、借助甲骨文、金文史料与文献记载互证,运用音韵学、文字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重建上古自然崇拜和神灵体系,并说明此种自然神灵体系是如何经由后世宗法制度的改造而演变为帝王世系的。三、结合甲骨文和金文史料,通过对先秦文献中不同民族先王谱系的勾稽,重建上古时期民族构成的多元性,并说明这些原本各有渊源的种族世系是如何因为种族融合的缘故而被糅合为华夏千古一系的先王谱系的;通过比较语言学考证,勾稽中国上古宗教和神话所受外来文化,如印度、波斯、巴比伦的影响。这三方面的研究,即古史传说由神话到历史的演变、古代宗教和神话体系、古代民族多元性及其变迁历史,恰为古史辨学派所倡导的古史重建研究的三个主要方向。由此可见,丁山尽管不是《古史辨》的作者,算不上古史辨学派的核心人物,但他的神话学研究却基本上是在古史辨的神话研究和古史重建的框架下展开的。因此,要理解丁山的神话研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对其研究的学术价值做出中肯的评价,就有必要首先对于古史辨学派,尤其是这个学派的奠基人顾颉刚先生关于神话研究和古史重建的构想有所了解。

  一、丁山与古史辩派神话学

  对顾颉刚先生而言,神话研究是推翻伪古史、重建新古史的重要环节。他在《古史辨自序》《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答刘、胡两先生书》《我的古史研究计划》等早期撰述中,围绕其古史重建的研究计划,对古代神话研究提出了系统的构想。总体而言,这些构想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古代神话的故事学研究。顾颉刚从小就喜欢看戏,他发现戏剧中人物、故事在流传中常会发生变化,受此启发,他对故事的流传、变迁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收集了大量古书记载和民间流传的孟姜女故事,对此故事随着历史、地域的转变做了全面的梳理。受故事转变的启发,他认识到,古史如同故事一样,也会随着时代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的改变而不断变异。古人关于上古史并无真切的记载,其对于上古史的记忆来自口耳相承的神话,最早并没有将神话和历史区别开来,对他们而言,神话也就是历史。神话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改头换面、移步换形,一事分为数事,一人化身数人,其原本具有的荒诞的神话色彩逐渐淡化,神话冒充为历史,鬼话转变为人话,神话中那些天地山川、日月风雨之神也被重新打扮成民族的祖先和人间的帝王,神话变成了伪古史,古史的真相也因此被掩盖。有鉴于此,要重建古史,就首先要剥下古史的伪装,揭露其神话的真面目,而这就要运用故事学的眼光研究古史,了解神话蜕变为历史的机制,澄清古史中神话的来源与转变的痕迹及其时代、政治、思想的背景,只有这样,才能把古书记载的古史系统中的神话与历史区分开来,在还历史以真面目的同时,也把湮灭的神话发掘出来。顾颉刚先生在《答李玄伯先生》一文中,称他研究古史,首先想担任的工作就是“(一)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二)把古今的神话与传说为系统的叙述”。这种研究,关注的是神话在流传过程中的变迁,是典型的故事学研究方法,简言之,就是“用故事的眼光看古史”。顾颉刚先生的孟姜女研究、《虞初小说回目考释》《禹鲧的传说》等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典范。

  二、对古代神话的宗教史研究。神话是宗教观念的反映,神话中创世的神明和为民造福的英雄,原是神道中崇拜的对象,人们基于对众神的崇拜想象,编造出他们的故事,就成了神话,这些神话经过古代巫史、儒生的演绎和改造,就成了帝王英雄救世济民的历史。神话既然源于宗教,因此,要最终揭示神话的来历,真正理解这些神话的意义,揭露古史传说中帝王的神灵原型,就需要重建这些神话赖以产生的宗教信仰体系。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自序》中列举他在辨证古史领域想做的各种研究课题,第一项就是研究“春秋、战国时的神祇和宗教活动(如郊祀、祈望、封禅等)”。而这种研究,又离不开民俗学,他之所以从事民间神道和妙峰山庙会的调查,就是希望“把城隍神和土地神的人物历史弄明白,上接春秋以来有功而祀的人物,并看出民众的信仰的旨趣”,为揭示神话和古史传说赖以形成的古代宗教体系提供参照,借以打破他所谓的“古史人化的观念”,恢复古史的神话本相。他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说:“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他们所说的史固绝不是信史,但他们有如是的想象,有如是的祭祀,却不能不说为有信史的可能。自春秋末期以后,诸子奋兴,人性发达,于是把神话中的古神古人都‘人化’了……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那时人的想象和祭祀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时以前的政治史,因为宗教是本有的事实,是真的,政治是后出的附会,是假的。”

  三、对古代神话的民族史研究。世系是历史编纂学的中枢。华夏民族都是炎黄子孙,由《大戴礼记·帝系》、《世本》、《史记·五帝本纪》所建立的这种一脉相传、千古一系的古史观在国人心目中可谓深入人心,早已根深蒂固。但是,《左传》《国语》以及先秦诸子中保存的古国宗族的世系,虽然只是只鳞片爪,也足以证明,春秋时期还保存着各成一体的古族世系记忆,当时人们心目中,还没有这种一元论的世系观念。此类古族世系中的民族始祖,多为神性人物,表明此类世系多从神话中取材,古代民族的历史记忆多藉神话传说而保存,所以,神话学就成为打破伪古史的一元化世系、重建上古多元民族史的重要手段。顾颉刚先生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说,要推翻伪古史,首先就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在现在公认的古史上,一统的世系已经笼罩了百代帝王、四方种族,民族一元论可谓建设得十分巩固了。但我们一读古书,商出于玄鸟,周出于姜嫄,任、宿、须句出于太皞,郯出于少皞,陈出于颛顼,六、蓼出于皋陶、庭坚,楚、夔出于祝融、鬻熊,他们原是各有各的始祖,何尝要求统一。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和,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尧典》、《五帝德》、《世本》诸书就因此出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的系统的异同状况。

  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构成了古史辨学派古史重建研究的三个支柱,使神话学成为上古史研究的学术基础。对神话的故事学研究,用故事的眼光看古史,把被伪装成历史的神话重新发掘出来,从古史中发现神话,使对上古史的神话研究成为可能;对神话的宗教史研究,把神话追溯到其赖以生成的古代宗教体系,剥掉伪古史系统中古圣先王的人间伪装,还其神性的本来面目;对神话的民族史研究,揭示了上古历史记忆参差多端的多元性本色,在重建真实的上古族群版图之同时,最终瓦解了民族自古一体、地域自古一元的传统古史观。三方面的研究环环相扣,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以古史重建为轴心的神话研究体系。

  顾颉刚先生所构想的古史重建事业,规模宏大,任务艰巨,因此不可能凭其一人之力凑功于一役。但是,他一方面以其高远的理论筹划,为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勾勒出一个宏大的学术远景,一方面又通过对具体的古史问题的研究,为后继者发凡起例,勾画出清晰的研究路径。可以说,从事古代神话研究者,尽管研究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学历和才识各有短长,但都无法脱出顾颉刚先生所勾画的这个整体蓝图和研究轨辙。因此,这一蓝图也就成为我们观照和评估后来者研究成果的参照框架。

  在对古史辨派的神话学构想作了上述一番粗略的鸟瞰之后,再来审视丁山在神话研究方面的撰述,不难发现他的神话研究也大致包括上述三个方面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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