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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迪]丁山的神话研究
  作者:刘宗迪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2-10 | 点击数:4358
 

  二、对神话的故事学研究

  丁山的神话研究著作,主要包含在《古代神话与民族》和《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两部书中,这两部书在议题、方法和结论上往往相互关涉,难以割裂,因此,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评述。《古代神话和民族》一书是丁山生前自编的文集,收入其中的主要是其已经发表的一些神话和民族史研究论文;《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则是他在去世前不久撰写的一部神话学专著,身后才在友人的帮助下整理出版。这两部论著在研究取向上虽然各有侧重,但皆包含了上述的三个研究取向。下面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对丁山在这两本论著中所提出的见解及存在的问题做一概览。

  如上所述,正是因为用故事的眼光看古史,把古史看作在流传中不断改头换面、添枝加叶的故事,顾颉刚先生才从古史中发现了神话,对古史的神话学研究才有可能。但是,顾颉刚先生尽管认识到古史载记大多出自原始神话,神话在流传过程中,因为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等方面背景的改变而不断分化衍生,最终褪去神话固有的荒诞色彩而演变为可以乱真的历史记述,但是,在他及其古史辨派同道的研究中,尚缺乏对上古神话和历史记忆赖以生成、流传、变形的具体途径和生成机制的知识制度史研究。因为神话的生成是一个知识生产问题,神话的传承和改造则是一个知识再生产问题,而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一个知识史问题,其背后又都与特定的知识生产和传承制度有关。因此,神话的生成与传承以及神话叙事向历史记事的演化,归根结底是一个知识制度史问题,只有把在背后决定着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制度机制勾画出来,才能对神话的生成流变、古史体系的形成做出透彻的说明。丁山尽管未使用“知识生产”之类的概念,但他对古代史官制度和历史文体的钩沉,却已经触及到这个问题了,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因此也成为其神话研究中最具创见的见解。

  《中国古代神话与宗教考》中有一章即题为《史官与史料》,具体来说又分为四个部分:周代的史官;商代的史官;编年史与别史;训语与古代神话。第一部分根据先秦古书稽考了周代的各类史官,如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作册、令尹之类。第二部分根据殷商卜辞的记载,认为周代的史官名目大多亦见于卜辞,推断周代的史官制度是从商代沿袭而来的。第三部分根据《左传》《国语》的记载,勾稽出先秦用于保存历史记忆的各种文体,认为“先秦的学术与史料,至少有诗、书、执礼、乐、箴、诵、谏、赋、世、令、语、图、法、故志、训、典、春秋,十余种载记”。而丁山尤留意于“世”和“瞽史之纪”,认为它是记录世系的谱牒,为《帝系》《世本》所本。丁山指出,此类或由宗伯、祝史之属执掌的谱牒文献,原系用于记录宗庙祭祀的昭穆次序,是神谱转化为帝王谱、神话转化为历史的关键枢纽,至于瞽史之纪,则是盲人史官口头记诵之史,是后世小说的雏形。以上所论古代史官和史体,一般治史学史者大抵皆能言之,但丁山之所属意,却不在仅仅勾稽古代史官制度和史学传统而已,其最终落脚点则是第四部分《训语与神话》。他根据《国语·楚语》申叔时论教诲太子之法,“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之说,认为《楚语》所谓“语”就是《周语》《鲁语》《晋语》《楚语》一类传述各国故事的杂记,又联系到《郑语》引《训语》所记褒姒出世的荒怪故事和《左传·襄公·襄公四年》引《夏训》后羿篡夏、寒浞杀后羿的历史传说,认为所谓“训”或“训语”,作为一种文体,“盖专藉前人的懿行逸事,用演义的方式来劝诫后世统治者,其人不必无,其事不必真。博物如子产、史墨、郯子、太史克、观射父都能够原原本本论往古以证来今”,就是因为有这种专载掌故异闻的史籍流传。其性质类似于后来的《虞初周说》《汉武故事》等稗官小说乃至宋元以降的平话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柳敬亭说书之类。丁山认为,此类虚实糅杂的训、语文体,就是上古神话的载体:

  古代训话,当然是神话多而史实少,与宋以来的平话体例相似。后人一定要将之与《春秋》编年史等量齐说,必然如《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了。然而,晚周以后,诸子百家,竞说上古,由三王上伸至五帝,再由五帝上伸至三皇,以至天地开辟之初,正是根据宗教神话与古代训话“层累而成”。不但三皇五帝,完全是天神、地祇、山川之神,晚周诸子硬将他们编入帝系以冠冕三王之上,即三王五霸之事,也何尝不窜入若干神话部分以乱真的史实啊!瞽史、巫史、大祝、大宗,都会造作训语以自神其神,所以我们要了解三皇五帝系统之构成的原因,必先自宗教祭典中剖析他们各自的神格。

  在《古代神户与宗教》的序言《从东西方文化交流探索史前时代的帝王世系》一文中,丁山再次阐发了这一观点:

  我国史学总是奉《太史公书》为不祧之祖。《太史公书》,刘歆《七略》始次于六艺略春秋家,《汉书》因之,由是言史学者只知《春秋》或《纪年》之类编年史为鼻祖。实则,《春秋》、《尚书》两家之外,小说家也是古代史学的干流。《艺文志》小说十五家有《青史子》五十七篇,云“古史官记事也”。……青史之外,在古代尚有瞽史,《国语·晋语》四引《瞽史之纪》曰:“唐叔之世,将如商数。”……不但如此,除了太史、青史、左史、右史、瞽史不计,……如《左氏春秋》、《国语》所征引的先王之“教”、先王之“训”、先王之“令”、先王之“志”,都该有史官掌之。他如《汲冢琐语》纪“晋平公梦见赤熊窥屏”事,赫然见于昭公七年《左传》,可见《左传》所引的《训典》、《夏训》之类,亦皆出于稗官,而五帝三王的祖孙世系,必出于祀典或祭典。祀典之变也,即为《帝系》、《世本》,训语、训典之变也,即为《国语》、《琐语》、《归藏·启筮》。

  “瞽史之纪”“训语”“国语”之类文献,无论从其名目分析,还是根据典籍所引此类文献片段分析,都不难看出其原本为口头记诵或者吟唱的文体,丁山认为,对于理解神话和古史传统,此类记诵文体较之《春秋》《纪年》之类的书面文体更值得重视。实际上,由于简册繁重,书写困难,人类早期的历史记忆主要靠口耳记诵而传承,西方学者称之为口头传统,凭借口头传统而流传的史前历史记忆,由其文体言为史诗,由其内容言则为神话,这一点已成为现代神话学和口头诗学的常识。丁山对于瞽史之纪、训语、国语之类文献与神话关系的阐发,已经触及到了口头传统与神话的关系问题,将神话的再生产或传承落实到了知识史和制度史的层面,尽管由于当时尚无口头传统的概念,他在这方面也不可能有更深入的探究。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自序》中谈起他为辨析古史拟研究的课题时,提到他想研究如下的题目:

  古代的智识阶级(如巫、史、士大夫)的实况。

  秦汉以后的智识阶级的古史(承认的古代传说)和非智识阶级的古史(民间自由发展的传说)。

  春秋战国间的人才(如圣贤、游侠、说客、儒生等)和因了这班人而生出来的古史。

  对巫、史、士大夫等智识阶级以及非智识阶级之状况及其古史观的研究,如果落到实处,必定触及这些人物在神话和历史知识的生产和传承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各种古史传统的载体和文体问题,但顾颉刚先生在具体研究中却侧重于宏观的思想史和学术史论述,而并未将这种研究具体而微地落实到知识制度史的层面。丁山的研究在这方面构成了对顾颉刚研究的补充。

  顾颉刚先生“用故事的眼光看古史”的核心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他受崔述《考信录》的启发,发现在古书中记载的古史,“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例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但是,何以时代愈晚其传说的古史越长?古史辨派学者并未从历史知识的生成和流传机制上予以着实的说明,他们似乎认为这种现象只是古人托古改制的倾向所导致,如童书业在论述三皇说兴起的原因时说:

  战国本是个托古改制的时代……他说他的主张是古者某某圣王之道,你又说你的主张是古者某某圣王曾经实行过的;你说你的主张很古,我又说我的主张比你更古;你讲尧、舜,我便讲黄帝,他更讲神农;思想家的派别愈繁,古史的时代也便愈拉愈长。你把你编造出来的“古”堆在他编造出来的“古”上面,我更把我编造出来的“古”堆在你编造出来的“古”上面。在这种情形下,那向来为人所不知道的“三皇五帝”的一个历史系统便出现了。

  那么,战国的人编造古史,其材料是哪里来的呢?古史辨学者尽管也认识到很多古史中的先王及其事迹除瞎编乱造之外,其中也有来自宗教及其神话,“把天上的上帝和神也拉下凡来,凑圣帝圣贤的数。这样一来,宗教的传说便变成了真实的历史,而神更变成了人”,但他们并没有说明宗教中的神和神话是经由什么途径流传到战国时代并被改造成历史的。

  丁山基于其对古代史官制度的认识,对此一被古史辨学者悬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在《观象制器的文化史观》一文中指出:

  《鲁语上》谓:“凡禘、郊、祖、宗、报五者,国之祀典。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所有这些都是天地社稷、三辰五行、名山大泽之神。这群神祇,春秋以前,都著于列国的祀典,每个神祇,巫觋祝宗之流都按其神性编制一套神话,以教戒当时封建主们洁诚精享不可怠慢了鬼神。于是乎产生了《西游记》、《封神榜》式的训语、瞽史之记。这类训语,古人以为神,后世历史家误以为古代的圣王贤相或是暴君污吏,更认真的当作史实诵读。于是,巫觋祝宗所传说的神话,到了晚周都演变为信史。所有《五帝德》、《帝系》与《史记·五帝本纪》等都不必从六经中订其真伪,都该自《楚辞》、《山海经》中考其神话的性质。不但燧人、伏牺、神农,秦汉以后所谓“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及秦汉以后所谓“五帝”都是天神地祇,即夏商周秦四代“本纪”的开国以前世系,何莫非神话多而史实少呢。

  宗教祀典中的群神被巫祝之流编为神话,这些神话经由瞽史之记、训语的途径以野史稗官的形式流传下来,到了战国时期,其宗教源头被人遗忘,其中的神被误解为上古帝王,因此就被当时的学者拿来揉进古史系统中,从而才有了《帝系》《世本》《五帝本纪》中越拉越长的上古历史。此类“稗史”,“春秋以后,始则与‘正史’相互发明,继则分庭抗礼,战国之后,则喧宾夺主,渐以稗史压倒正史,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古代史的层次,便愈积愈高,其年系也愈积愈远”。与“正史”相比,此类由巫祝所发明、由瞽史与训语所流传的稗史尽管不登大雅之堂,甚至无法被载诸简帛,但却一直借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着,待到礼崩乐坏、史官制度瓦解、诸子之学勃兴的战国时期,始被托古改制的学者收拾起来,编入古史,并被冠于原有的古史谱系之前,祀典中的群神跻身上古帝王之列,历史于是愈拉愈长,于是才有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而正是基于其对于古代史官制度的认识,丁山才对古史辨派的“层累说”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可见,在丁山看来,《帝系》、《世本》、《五帝本纪》之类的古史,尽管是后人发明的伪史而非信史,但却并非后人仅仅出于托古改制目的而杜撰,其材料自有来历,即借巫祝之流而流传下来的古代宗教祀典和神话。正因为有见于此,将上古史的帝王谱系还原为其宗教祀典原型,亦即对古史和神话的宗教史研究,就成为丁山神话研究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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