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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代中国的民族文学格局中，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离不开丰富的民间文学资源。在20世纪50年代的西南地区民族文学发展进程中，新中国第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了大量以叙事长诗为主要体裁的文艺作品，这一现象的发生，不仅彰显了作家对民间文学资源的接受、改编和再创作，还与新中国民族文学的建构、社会主义新文学的发生以及民间文学整理、“新民歌运动”的开展密切相关。民间文学的“作品化”正是民间文学资源在国家话语规约与整合之下被改编与重构的产物。
关键词：西南少数民族诗歌；民间文学；改编；重构
当下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分野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但如果回溯到20世纪50年代民族文学建构的历程中，这一界限则并不明显。回顾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生，1949年，茅盾在《人民文学》的《发刊词》中提及中国民族文学的建构问题：“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换经验，以促进新中国文学的多方面的发展”。自此，在国家话语的引导和推进下，当代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开始发生、发展。20世纪50年代伊始，受益于政府的培养和政策扶持，少数民族作家密集发表、出版了大量的民族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版图。
和《发刊词》整齐划一的愿景所不同的是，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参与了当时对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并对其进行了吸收和再创造，出版和发表了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这个错综复杂的整合过程，涉及宏观层面的民族文学建构问题，针对其展开观察和讨论，对研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学科分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现场，既涌现了原创性的、将新时代话语与地方性知识结合的少数民族新作品，也存在大量的以民间文学改编为内核的“再创作”，且多以诗歌体裁为主。尽管两种创作形式并存呈现，但基于民间文学改编的作品数量更多，尤其是在口头文学和民俗文献资源丰饶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对民间叙事诗资源的继承似乎更加具有便利性和实践性。关于这一类创作，本文将其称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化”现象。
就目前中外学术界针对20世纪50年代的少数民族文学展开的研究而言，其焦点集中于前面提到的第一类创作，即对与时代话语合流的少数民族题材原创作品的研究；而对第二类创作（作家对民间文学的改编与“再创作”）着墨不多。具体到对民间文学的改编，在相关的学术研究中，大部分学者着力于对当时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考察；还有聚焦于民间文艺改编成话剧、戏剧、电影的论述，在国际中文学界，这部分讨论有热点化的趋势。在以上提及的几类研究中，针对当时的部分少数民族作家所进行的民间文学“作品化”之考察极为有限。
当然，关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改编为电影或其他文艺样式的研究，也可以从侧面提供一定的参照。比如，张英进在《从“少数民族电影”到“少数民族话语”：中国电影研究中的民族性与族群性》一文中，不仅对民族题材电影的新编创作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研究，还以《刘三姐》等民间文学作品被影视改编为案例，论述民间文学如何受到“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等当代话语影响而发生变化。陆小宁在其研究中提出，少数民族电影的改编和生产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和中国民族识别工程的背景下进行的，并且进一步认为，1949－1966年间的少数民族电影生产，通过在电影荧幕上构建族群多样性的方式，来淡化民族性并彰显社会主义现代性。另外，她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爆发式生产实质上承担了建构多民族国家形象的路径；而电影内容中艺术化地表现冲突，实质在于消解族群之间的差异性。
本文从学界较少关注的民间文学改编为作家文学诗歌体裁的案例出发，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新中国初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对民间资源的继承和改编，以期对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参照，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文学依据。
一、创作还是整理？从《百鸟衣》说起
美丽的鹧鸪住在山坡上，好心的古卡家住在山坡下；爱唱的小鸟儿住在榕树上，好心的古卡家住在榕树下……青草长在风雨里，乖乖的古卡生在穷人家里；红花开在阳光里，英俊的古卡生在好心人家里……木棉花最映眼了，和依娌一比就失色了。孔雀的尾巴最好看了，和依娌一比就收敛了。
这段歌颂男女青年爱情的诗歌选自广西壮族作家韦其麟的《百鸟衣》，可以看出较为明显的民间叙事长诗的艺术特征。此作品依据广西流传的一则民间故事改编而成，并采用艺术化的手法和渲染，以五言和七言为主，组合成长篇叙事诗。
然而，这一作品面世近半个世纪之后，依然有论者撰文讨论一个悬而未决的话题：韦其麟的《百鸟衣》究竟是创作还是整理？这个讨论恰恰指向了一个尤为重要的学术问题：如何看待新中国初期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界限？像《百鸟衣》这样有着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双重身份的作品不在少数，并且集中在诗歌领域。究其原因，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多以叙事长诗为主，尤其在口头文学资源丰富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作家对民间文学进行再创作较其他区域更突出。
李晓峰在讨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发生时，认为民族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构建从三个层面展开：对民族民间文学资源的转换；对少数民族作家资源的开掘；国家直接参与对少数民族话语的构建，并建立起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话语模式。他的判断尽管是直接针对作家文学而非民间文学展开，然而牵涉到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的两个问题：一是少数民族作家吸收了本民族民间文学、民俗资源；二是少数民族作家经过培养开始文学创作。
1950年3月，以发掘、整理、研究各族民间文化为宗旨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宣告成立，郭沫若为理事长，老舍、钟敬文为副理事长。1950－1966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出版了《民间文艺集刊》和“民间文学丛书”，创办了《民间文学》，并陆续出版《中国各地歌谣集》《中国各地民间故事集》和《中国民间叙事诗丛书》。其中《民间文学》的选稿发表机制十分值得探讨。毛巧晖敏锐地观察到：“《民间文学》从创刊号开始就注重对少数民族作品的刊登，创刊号所载《一幅僮锦》在国际、国内掀起广泛影响。对于多民族文学的关注，既是当时中国少数民族识别工作的一部分，也是新中国民间文艺独特性之建构。”这一论断实际涉及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分界问题。
作为民间故事的《百鸟衣》，其书面化、“作品化”的过程不仅仅呈现为其个人文学之路的发展与创作，还有民间文学整理的面向。毛巧晖的研究梳理了这一时期民间文学搜集的学术史脉络：“1958年，在党中央的号召、生产大跃进的激发下全国掀起新民歌运动，蓬勃发展的群众创作促进了民间文学工作的迅速发展。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收集全国民歌》……1958年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工作方针（即‘十六字方针’）和‘古今并重’的原则，强调要将整理工作和属于个人创作的改编与再创作区别开来，并提出编撰科学资料本与文学读物本，以适应不同读者的不同需要。1961年3月25日至4月2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制定了《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论编写出版计划》《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编选和出版计划》《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资料汇编编辑计划》。”
然而，进一步的资料收集与调查采访证明，1958年确立的“十六字方针”并未如预期一样贯彻开来，而在学界相关的实践中，依然将民间文学及其改编作为民族通俗文艺来看待，而且也没有对创作与改编进行区分。因此，民间文学搜集、改编与创作依然还是被囊括于民间文学领域。尽管如此，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还是组织了相关的讨论，试图区分开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后来还形成了相关成果，比如1962年出版的由贾芝和孙剑冰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选》。
那么，对民间文学资源的搜集、改编、创作，与民间文学的“作品化”究竟存在什么共性与差异性？通过对当时相关题材的诗作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同样是讲述少数民族地区男女爱情的叙事长诗，苗族作家伍略（笔名伍略阿养悠）的《阿蓉和略刚》出版后，随即被当作同时代较为优秀的诗作，并被选入北京图书馆编写的《我国十年来文学艺术书籍选目（1949—1959）》中，且被归类定义为诗歌大类中的“个人集”，这意味着在当时这部诗集被相关的文艺工作者视为个人创作而不是民间文学的整理。但是，与《阿蓉和略刚》以及《百鸟衣》题材相似的傈僳族长歌《逃婚调》并没有被称为个人创作。究其原因，这与对民间文学文本所进行的改编、创作的程度有关，更可能与作者或整理者的身份直接相关。
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于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文学创作者对于民间文学的“作品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异质性，《阿蓉和略刚》《百鸟衣》的作者伍略、韦其麟的作家身份是显然易见的，而《逃婚调》的搜集整理者则主要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徐琳和木玉璋，他们是当时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赴云南进行语言调查的学者，既不是专业作家，也不曾具有作家身份和写作经历。在“后记”中，两人写出了调查和整理的经历：“我们把它作为语言资料记录了下来。我们根据福贡县的普言同志和碧江县开富畅同志的唱述，用傈僳文记录了下来，经过口头校对以后，又在傈僳文下注出汉文，最后再逐句把它翻译了出来……我们的整理实际上只能说是翻译……对原文未加改动。没有颠倒原来的次序，也没有增加词句。”由此可见，他们实际上是按照“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十六字方针”执行的，根据《逃婚调》的实践来看，搜集整理工作是与属于个人创作的改编和再创作区别开来的。
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些更有影响力的西南地区民间文学作品，比如彝族撒尼人的《阿诗玛》和傣族的《召树屯》，这些当时是被《我国十年来文学艺术书籍选目（1949－1959）》列入“兄弟民族文学遗产整理（诗歌）”的篇目，其后在电影改编中大放异彩并广为人知。“兄弟民族文学遗产”这样的标签就证实了是集体创作而非个人创作。尤其是傣族《召树屯》，当初搜集了多达九个版本，最终影响力较大的版本是岩叠、陈贵培、刘绮、王松翻译整理的叙事诗《召树屯（附：嘎龙）》，有学者认为，这是集体再创作的结果，然而这本出版于作家出版社的书籍，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被整理出版的傣族民间文学作品单行本，它并没有定位为作家文学，而是将其列为出版社“民间文学丛书”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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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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