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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间文学资源整合中的国家话语导向
20世纪50年代，搜集民间文学资源被急切提到了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日程上，如何搜集、加工和整理则是文艺工作者们共同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当然，在彼时，中国已经有过相关的文艺实践基础，比如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开展、“民族形式”论争，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所产生的影响和实践，但是在国家话语下大规模、统一搜集、整合民间文学资源始自20世纪50年代。
德国学者傅玛瑞注意到新中国在民间文学搜集上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策略：
受制于汉字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转录民间文学的道路。在当代中国，转录民间文学时所采用的方法是：提倡在将口头传承的内容转化为书面形式的时候，仅对其作部分的、（必需的）加工，对其余的部分，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上，都要求尽可能地与原初资料保持一致。在这样的规定下，中国民间文学便有了三种不同的形式，即口传的原初资料、用于研究目的的资料以及服务于道德教育目的和政治目的的正式出版物。
当然，这是作为学术研究者的旁观与总结，实际上，当时针对民间文学资源如何搜集整理，曾引起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需要从刘魁立发表于1957年的一篇论文说起。早在1955年被选派到苏联莫斯科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进行学习的青年学者刘魁立，于1957年1月的寒假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田野调查和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当年，他撰文《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记什么？如何记？如何编辑民间文学作品？》，从自己在苏联期间参与田野工作的感受出发，提出对中国当时所进行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几点意见和建议。
他提出了两个最为主要的观点。观点之一正是引起激烈辩论的源头：
民间文学搜集者应该对一切民间作品都感兴趣，应该给自己立下宏愿——记下人民所唱所讲的一切，我们搜集的资料越全面，对今天或过去的民间文学的概念就越完整，人们的思想面貌和创作面貌就越清晰，每次搜集都应该有明确的目的…可是，有些同志在搜集工作中事先就为自己划定了一个框框，只限定某些题材的作品。总的原则是以珍惜尊重的态度对待每一篇作品，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词准确忠实，一字不遗，这是对科学记录的第一个要求，不加任何串改扭曲扩大或缩减，如实地全面地提供有关人民创作和生活的材料，这就是民间文学收集者的基本任务。
由于他指出了董均伦和江源在搜集故事时显示出的倾向，有反对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刘魁立提出的原则更像是学院派的理论，并不符合当时的任务：“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在我国目前主要还不是学院式的、专门的科学研究问题（虽然我们对它应该有科学的和阶级分析的研究方法），而是文学艺术方面的接受民族文化遗产问题。”这一论断明显表现出当时文艺工作者的主要倾向，即如何完成“民族文化遗产”的接受。刘魁立在文中提出的第二个观点，尽管也是讨论如何接受文化遗产，但与前面所提到的全面记录、一字不移的原则保持了一致，他明确提出：“改写（不论与原作品出入多少），这是作家的路，但决不是民间文学工作者的路……整理是需要的……整理的目的在于使口头作品适于印刷成书，把以听众为对象的作品‘整理’得合乎以读者为对象的作品的特点、要求。”
正如施爱东所定性的那样，这场存在于不同职业、学科、领域的社科工作者之间的大讨论，其实在民间文学发展史上只有理论意义而没有实践意义，因为随着1958年的大规模民歌收集运动的开始，导向其实已经不言自明了。尤其是对于本文讨论的对象而言，新民歌运动极大影响了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与民间文学搜集。
1958年，徐迟在《诗选》的“序言”里提到，“1958年乃是划时代的一年”，“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同年，作家出版社还出版了名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书籍，编者署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据陈代云统计，也正是在这一年，仅广西民族出版社和广西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七十多本民歌集和近四十本诗集。因此，可以看到，当时民间文学与诗歌创作的大环境极大影响了作家的发展。
在这样的文学运动中，尽管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依然没有精确的界限，但当时的文艺工作布局实质上提供了另外一种将二者粘合的路径。1958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中提到：“这是一个出诗的时代，我们需要用钻探机深入地挖掘诗歌的大地，使民谣、山歌、民间叙事诗等等象原油一样喷射出来。我们既要把它们忠实地记录下来，选择印行，也要加以整理和研究，并且供给诗歌工作者们作为充实自己、丰富自己的养料。诗人们只有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相结合，拜群众为老师，向群众自己创造的诗歌学习，才能够创造出为群众服务的作品来。”
从社论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的国家话语导向为民间文学的“作品化”提供了巨大的改造空间和生产推动力。如果说《人民日报》是国家政策导向的体现，那么《人民文学》就是与此相呼应的话语实践。袁向东曾经针对《人民文学》早期的文学建设展开考察，并认为其兼具民族民间文学整理和作家文学的双重特征，尤其是随着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的工作开始，《人民文学》越来越多发表与民间文学相关的作品，其中“发表或转载了多篇经过整理的少数民族民间叙事诗、抒情诗或根据少数民族口头传说创作的作品”。
除了《人民文学》这一全国性的刊物刊载民间文学改编的作品之外，地方性的刊物也遵循着这一国家话语导向。例如1958年，由于当时的大跃进运动背景，作为重要文学发表阵地的贵州地方性文学刊物《山花》，其具有民间文学色彩的文学作品的年度选稿迅速增长。客观而言，新民歌运动带给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领域的巨大影响并不仅仅是在民间文学资源“作品化”方面，而是在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学的面向，比如描绘劳动生产、大跃进等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新中国无产阶级精神面貌的写实作品。正因为这一点，同时期少数民族作家基于旧有的民间故事资源的改编往往被评论者及研究者忽视了，如何看待其“作品化”的路径，理应是一项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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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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