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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诚： 1935年生于山东昌乐。文学评论家、民间文艺学家、文化学者。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研究人员，新华社翻译、编辑、记者，《人民文学》编辑部评论组长，《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兼党的领导小组组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员，《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评论选刊》《中国热点文学》主编。主要社会职务：历任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旅游文化学会副会长。现兼任文化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著有：文学评论集《小说创作漫评》《小说与现实》《作家的爱与知》《河边文谭》;文学回忆录《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文坛旧事》;散文随笔集《走出四合院》《黄昏的眷恋》《追寻生命遗韵》《芳草萋萋》;文化人类学与民间文学著作《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民间文学的整体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道路》《双重的文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成果《中国原始艺术》《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
采访人：侯仰军：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国内联络部主任、编审
一、我与民间文学的不解之缘
侯仰军(以下简称“侯”)：据我所知，您做过新闻编辑和记者，当过文学编辑，写了大量文学评论和民间文学方面的论著，在多个学术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您看来，您最自豪的成就是什么?
刘锡诚(以下简称“刘”)：文学评论和民间文学研究。1985年10月，我曾应《批评家》杂志主编董大中先生之约写过一篇《文学评论与我》，讲了我的文学批评理念：求深、求真、求新。自那以后，我又写过不少文学评论的文章，出版过《在文坛边缘上》和《文坛旧事》两部专著，提供了一些所知道的文坛史料，对现有的一些当代文学史著作可能有所增补，也受到了文学评论界的好评。近年来，我又对《在文坛边缘上》作了较大增订，补写了新时期文学中有关键意义的1982年，成为一本规模不小的当代文学纪事著作。
1983年秋天，应老领导周扬先生之命，我阴差阳错地离开了自己喜欢的《文艺报》编辑部和文学评论，又回到了青年时代工作过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55岁时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远离了曾经的文学，远离了尘世的喧嚣与浮华，坐拥书城，与电脑为伴，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民间文学的研究和散文随笔的写作中去，一去不回头。
至于民间文学学科，我不是科班出身，只能算是爱好者吧。1953年秋天，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穿着农民衣服的18岁农民子弟，提着一个包袱跨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学的却是当年时髦的俄罗斯语言文学。辉煌灿烂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和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吸引了我，滋养了我，给我打下了文学欣赏、文学史知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基础，没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布罗留勃夫三大批评家对我的影响，也许后来我不一定会走上文学批评的道路。但我毕竟是农民的儿子，农村的生活和农民的口传文学与民间文化的耳濡目染，融入血液，深入骨髓，时时撞击着我的心胸，使我无法忘情。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著名的未名社作家兼翻译家曹靖华教授也欣赏并同意我选择民间文学作为论文题目。于是我在燕园的北大图书馆和民主楼的顶楼小屋里大量阅读了“五四”以后，特别是歌谣研究会时期的丰富资料。曹先生还推荐我毕业后踏进了王府大街64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大门，进入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从事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做翻译、研究、调查、编辑的工作。在研究部主任路工先生领导下，翻译和主持翻译了一些苏联的和世界各国的民间文学理论和动态，主持编辑了《民间文学参考资料》(1—9辑，第9辑出版于1964年11月)、民间文学理论翻译《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民间文学工作者必读》(作家出版社1958年)、《什么是口头文学》(作家出版社1959年)、《大规模搜集全国民歌》(作家出版社1958年)、《向民歌学习》(作家出版社1959年)、《民歌作者谈民歌创作》(作家出版社1961年)、《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等。1965年夏受命担任《民间文学》杂志编辑部的负责人，直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文联和各协会被“砸烂”，我也作为“修正主义苗子”被揪斗、抄家，1969年9月底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我主持《民间文学》杂志编辑部，最后一期是1966年第3期。这期刊物出来时，我已被关在“牛棚”里，造反派看到封面上的那幅剪纸中的农村少女手拿的毛主席像四周是黑边，给我加上反党反毛主席的罪名。在这种政治压力下，我别无选择，对造反派说：“立即送造纸厂化浆!”但我偷偷留下了一本，以备有朝一日证明出版了这一期。在研究部时期，除了翻译民间文学资料、恩格斯《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高尔基《一千零一夜》俄译本序、苏联著名民间文学理论家的论文等外，我自己也写了一批文章。
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前身)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组织开展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即“采风”活动，取得了哪些成果?
刘：我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在民间文学的采集和研究上，形成了独到而丰富的文化学术传统,“采风”制度就是其中之一。我到民研会工作，除了在办公室里阅读、研究、翻译而外，还在领导引导下深入到各地作调查，即“采风”。
1958年的春天，迎来了历史上的“新民歌运动”。3月22日，毛泽东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发出关于搜集民歌的号召。他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我所供职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的职责就是搜集和研究民间文学，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思想体制下，毛主席的号召就是命令。我和《民间文学》编辑部的老编辑铁肩同志在研究部主任路工先生的带领下，立即起身冒着料峭的春寒，赶赴山东烟台的芝罘岛去做采风调查。那里的果农正忙着在苹果园里剪枝、浇水、松土，我们深入到苹果园里，与果农交谈，听他们唱歌吟诗，感受席卷全国、风起云涌的新民歌运动。我和铁肩都有记录，可惜那些包括笔记本在内的新民歌材料和调查情况，经过1964年自上而下掀起的“文艺小整风”和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全都散失了。
我和路工又从烟台转道到了南京。此时的江南已是春意阑珊。我们在江苏省文化局局长周邨、省文联主席李进(夏阳)、宣传部副部长钱静人的建议和指导下，来到了著名的吴歌之乡白茆。在白茆乡公所的办公室里，县文化馆和乡文化站的工作人员第一个就把陆瑞英找来。那时，陆瑞英是乡里的卫生员，以唱四句头山歌在当地颇有名气。在过去白茆塘的山歌对唱中，她曾经被推选为对唱的首席女歌手。她的肚里不仅贮藏了许多传统山歌，还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能够在后援者的支持下临场即兴编创。
从全国来看，此时“大跃进”的形势已经形成，但农村里人民公社还没有诞生，农村的主流建制还是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是7月份以后才陆续成立的。我们是带着任务下来的：第一是要调查当地新民歌创编的情况，第二是要按毛主席的指示，搜集些新、旧民歌回去。新民歌创编的情况，是由乡里的负责人向我们介绍的，而搜集民歌，则主要靠陆瑞英给我们演唱了。陆瑞英的嗓音甜美，被人们称为金嗓子。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万人山歌会上，人们常常能听到她的优美歌声。当时，农村做水利工程，组织全市各地的农民们汇集一起挑土方，做水利，挑灯夜战，并开展劳动竞赛。作为文艺骨干，陆瑞英被安排到工地上为民工们唱山歌，唱好人好事。有一年开白茆塘河，有关部门又叫陆瑞英去唱山歌。那年冰冻三尺，天气十分寒冷，但民工们大搞水利的热情十分高涨。陆瑞英白天、晚上连续唱山歌，尽管患上了感冒，仍坚持到工地一线唱山歌，结果把喉咙给唱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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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3期 （总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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