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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您是什么时候又回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的?
刘：是在1983年秋天。为了贯彻落实中国民研会三届二次理事扩大会的精神，1984年5月，我在峨眉山主持召开了“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当时的指导思想是不能继续搞“左”的那一套了，主要想法就是要把大家引导到学术研究上。根据会章规定和郭老、周扬等领导人的历次讲话精神，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民间文学，但也应承认民俗学在人文学界有一定的地位。尽管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我不赞成把民间文学包含在、至少不完全包括在民俗和民俗学之中。出席座谈会的有六十多个民间文学研究者，声势很大，会上放了钟敬文为这个会制作的录音讲话。我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民间文艺学的口号，民间文学研究不要停留在“通用机床”的模式上，要提倡搞专题研究。全国各地的、包括在高校教书的老师们都报了选题，制定了全国民间文学研究的选题规划。这个会对推动民间文学理论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会后纳入选题计划的许多理论研究项目，或以著作或以理论文集的形式陆续出版了。
在我的提议和策划下，会上成立了中国神话学会，选举神话学家袁柯为主席。规划中提出编写两套书：一套是“中国民间文学理论建设丛书”，出版了钟敬文的《新的驿程》(1987)、我的《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1988)、马学良的《素园集》(1989)和姜彬的《区域文化与民间文艺学》(1990)等;另一套是“中国民间文学专题资料丛书”，没有采用丛书的名称，出版了《阿纳斯》《格萨尔》等许多资料本。也就是在这时，开始了中外民间文学的学术交流活动，包括1984年乌丙安、张紫晨去日本访问。
1984年11月19日，我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民间文学工作者在新时期的任务》中，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和出现的错误思潮，强调“我们必须对民间文学的文化属性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看法”，并再次阐述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艺学的方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民间文学工作的方针是什么呢?简要说来，就是：全面开展搜集和抢救工作，有步骤地加强理论研究，尽快提高学术水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民间文学事业的新局面。”
在代表大会和理事会上确定下来的这个新的民间文学工作方针指导下，我们就加强理论研究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召开学术理论研讨会(青年民间文学理论家学术会议、深圳全国民间文学理论学术研讨会、《格萨尔》学术研讨会、中芬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等)，各分会创办期刊和报纸，并前后召开过两次全国报刊座谈会等，促进民间文学学术理论的前进和提升。据1985年7月第一次民间文学报刊会议(长春)统计，公开发行的全国民间文学期刊12种，内部发行的期刊八种，公开发行的报纸两种，内部发行的报纸两种。研究机构也有很大发展，到1987年5月14日召开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会议时，全国有43所高等学校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各省、市、自治区的社科院、文联、艺术馆和高等院校，相继建立了民间文学研究组(室)，形成了一支可观的民间文学研究队伍。据我的统计，1983—1989年七年间出版的民间文学理论著作(包括论集)达169种。客观地说，这是过去时代所没有的。
二、整体研究与民间文艺学
侯：您为什么要提出“整体研究”的概念?
刘：建设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就是建设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把民间文学看成是一定时代产生并流传的、适应于一定时代的民众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的文化性质、特点和社会功能，我比较喜欢胡适的“双重的文学”论，即把民间文学看成是与作家文学并行的一种特殊的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是由民间的文学与作家的文学共同构成的。“五四”以后初期从事民间文学的学者和作家，凡是有一定影响的，大多是文学阵营里各个文学社团的名家。他们无不认为民间文艺是文学，其研究方法和理念，大都是从文学的、诗学的立场观察研究民间文学的。
1950年3月29日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郭沫若发表的演讲中说：“回想一下中国文学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文学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就是民间文艺或是经过加工的民间文艺的作品。”他列举了最古的诗集《诗经》，其中包括国风、大小雅、三颂(周、鲁、商)，屈原的《楚辞》，两汉的乐府，六朝的民歌……他提出研究民间文艺的五个目的：(一)保存珍贵的文学遗产并加以传播;(二)学习民间文艺的优点;(三)从民间文艺里接受民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四)民间文艺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五)发展民间文艺。我们不仅要收集、保存、研究和学习民间文艺，而且要给予改造和加工，使之发展成新民主主义的新文艺。他阐述的民间文艺的文化性质以及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与他1922年为何中孚《民谣集》所写序言中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
我个人青年时代所接受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大多来自于俄国的三大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尼勃夫。新中国成立以后的50年代，我国文坛上除了周扬、冯雪峰外，有影响的何其芳、林默涵、张光年三大批评家的文艺观和批评观，即社会—历史—审美批评的观念和方法，对我在民间文学研究上有很深的影响。
面对建设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方针指导下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有许多问题凸显出来，要求我们做出回答。我自己也一样。1987年10月，在深入思考之后，我写了一篇《整体研究要义》，发表在1988年第1期的《民间文学论坛》上，对我以往的民间文学观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作了某些修正，概括地说，就是“整体研究”，其实就是在事物的联系中对事物外在特征和内在本质的研究。我们所以提出要在民间文学领域里实行整体研究，是因为我国民间文艺学长期受到封闭的孤立主义思想的影响，无论在学科建设上，还是对某种现象的研究上，都程度不等地存在着割裂事物之间联系的倾向。其“要义”有三：
第一，原始艺术、民间口头创作和民间艺术是人类社会广大成员三大类精神活动现象，三者构成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对象。这三大类精神活动现象，既有同质的方面，又有异质的方面，既体现着时间的观念(发展的观念)，又体现着空间的观念(有共时的特点)。从民间文学的立场来看，这三者是难以割裂和舍弃其中之一不论的，否则，我们也就不仅不能正确地认识各自的本质和特点，而且也根本无法正确认识和阐述人类艺术发展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民间创作和专业艺术——是怎么回事情。
第二，任何一件原始艺术作品、民间口头创作和民间艺术作品，作为文化的一个小小的因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一定的文化环境相联系的。当我们研究这些作品时，只有把所要研究的作品放到它原初的生存环境中去，才能真正了解它、阐明它。
第三，研究原始艺术现象、民间口头创作作品和民间艺术作品，必须超越作品表面所提供的信息，把目光投注到中国文化的深处，投注到相关学科所提供的丰富的资料和方法，才能全面地把握住所要研究的对象的整体。民间口头创作同原始艺术一样，是漫长历史时代中多层文化因子的积淀，在同一件作品或同一主题情节的作品上面，同时可见到不同历史时代的文化因子：宗教(神话)观念、象征形象(符号)、比喻等。离开对历史深处的文化形态的洞悉，就无法进行文化积层的剥离研究，无法分辨何种宗教观念是在何种时期形成又为何能承继下来，何种象征形象(符号)是在什么条件下出现又象征何种意义，无法弄清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象征何以能兼容并存(如道、儒、释的若干观念)等等。
民间文艺学界的专家们对我走出纯文学模式的“整体研究”观，大体上给予肯定性的评价。此后，我的民间文学研究和学术史研究，基本上是在“整体研究”框架下开展的。“整体研究”观也促使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田野采风的基础上加大了田野工作。最明显的，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原始艺术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先后对云南各少数民族(佤族、哈尼族等)民间文学和原始艺术的考察，对新疆伊犁地区哈萨克族、锡伯族民间口头文学的考察，对黑龙江省宁安满族民间文学和延边朝鲜族民间文学的考察，对天津南郊葛沽皇会的调查，为执行我作为课题组负责人的索罗斯基金会资助项目，先后对山东沿海长山列岛(砣矶岛)、龙口(屺㟂岛)和石岛(玄镇村)渔民民间文化的三次考察……第二次龙口调查的报告由课题组成员彭文新执笔、我修改并加了按语，发表在《民间文学论坛》上。第三次调查，我执笔写的报告《石岛观海祭》发表在台湾民间文化杂志《汉声》1992年5月第41期、《走向世界》(济南)1993年第1期上。这些田野调查都可看做我在研究方法上“转型”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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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3期 （总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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