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众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世代传承、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形态，它浸润着不同时代民众的世界观、社会理想与憧憬，承载着民众的智慧和人类的文明，体现着民族精神、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因此，我们有理由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之渊薮，民族精神之根脉。21世纪初，世界已进入现代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亚洲各国社会出现了转型，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被边缘化，民族文化受到西方强势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巨大冲击甚至吞噬。在农耕文明条件下产生和传承，并与农耕文明相适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失去了生存的条件。于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开始认识到了保护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保护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提高民族和国家的自信心、自尊心和民族凝聚力，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和文化自觉的重要性。

 

　　亚洲是一片古老的大陆。在古代，亚洲人民就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只是16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相继侵入，许多国家和地区先后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经济遭到了严重摧残，民族文化遭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或侵蚀，致使许多国家和地区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后，亚洲走上了内部调整和外部合作的转型之路。然而对于任何民族来说，其根文化毕竟是强国之本，要守住亚洲文化的光辉传统，复兴和弘扬亚洲文化，增强亚洲文化的软实力，保护亚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是亚洲各国政府和民众的重要使命。我以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不外两点：一是保持和守护住千百年来民众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创造和传播的文化及其传统，从而弘扬和发展民族的文化；二是既要吸收外来文化优秀的东西，又要遏制外来的强势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吞噬与覆盖。

 

　　亚洲各国和各地区民众所创造和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了亚洲人的宇宙观和价值观，历史观和审美观，是东方文化传统的珍贵财富。过往的情况是，亚洲国家和地区对其他亚洲国家、民族和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远远少于对西方、特别是欧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其原因，无非是若干世纪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犯和占领，将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向亚洲国家宣传和推销西方文化，从而导致了亚洲各国对自己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认识不足，保护和宣传不得力。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保护好我们所拥有的不同表现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此，既有利于以亚洲为主体的东方文化传统的复兴和传播，也有利于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生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除了各国政府强有力的举措外，非政府组织也有很多事情可做，尤其是学者专家的作用。同时，亚洲各国和各地区携手合作，也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学者芮逸夫提出了“东南亚文化区”的概念。他认为，所谓“东南亚文化区”，是由铜鼓、芦笙、兄妹（姊弟）配偶型遗传人类的洪水神话三个文化元素为标志构成的。他指出，普遍流传于东南亚各民族中的这种“兄妹（姊弟）配偶型洪水故事”是在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洪水故事中别立一型的。“兄妹（姊弟）配偶型洪水故事”流传的地域是：

 

　　以上这些洪水故事，都是大同小异的兄妹或姊弟配偶遗传人类的神话。依巴林高尔德(S.Baring Gould)氏的印欧民间故事分类的方法，我们可以把这些洪水故事与前述苗族洪水故事归入同一种型式的故事，而称之为“兄弟（兼指姊弟）配偶型”的洪水故事。这种型式的洪水故事的地理分布，大约北自中国本部，南至南洋群岛，西起印度中部，东迄台湾岛。从地理上察看，它的文化中心当在中国本部的西南。所以我推测，兄妹配偶型的洪水故事或起源于中国的西南，由此而传播到四方。因而中国的汉族会有类似的洪水故事；海南岛的黎族、台湾的阿眉族、婆罗洲的配甘族、印度支那半岛的巴那族，以及印度中部的比尔族与卡马尔族也都会有类似的洪水故事。[1]

 

　　“兄妹（姊弟）配偶型”洪水神话作为亚洲广大地区流传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神话）的“原型”，在亚洲文化史上的历史认识价值和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在芮逸夫的同时和之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外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他们积累了大量的采自中国大陆、台湾以及亚洲其他国家流传的“兄妹（兼指姊弟）配偶型”洪水神话的材料。台湾学者李卉女士根据这类传说故事的特点，将其定名为“同胞配偶型洪水传说”。她解释说：“所以采用‘同胞配偶型洪水传说’的名称，是因为：洪水故事的传说虽遍及世界各处，但‘同胞配偶型’的洪水传说却是在东南亚区域的一个特征。然而，在东南亚各区中这类传说中的人物，有的是兄妹，有的是姊妹；二者之不同，也许正表示着某种意义，或不宜完全忽视，故用‘同胞’一词以包括‘兄妹’与‘姊弟’。”[2]亚洲文化区各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和学界，理应携起手来把亚洲洪水神话类型进行调查、记录、研究和保护。

 

　　我所提议的亚洲携手合作保护的“兄妹（兼指姊弟）配偶型”洪水神话，在巴渝文化圈里也有流传，也应被视为巴渝之地远古口头文学的珍品。《路史·后记一》：“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照。后照生顾相，降处于巴，是生巴人。巴灭，巴子五季流于黔而君之，生黑穴四姓，赤狄巴氏服四姓，为稟君，有巴氏、务相氏。”这是古籍的记载。前文说到，可能在巴人的先祖后照的时代，他带领原属于东夷部族的巴人过关斩将，兼并了许多异部落异民族，一路来到了九江（重庆一带），并与当地的土著一道，在此建国，先后长达900年之久。在这些巴人（包括被兼并的和当地的土著在内的新的巴人部落联盟）的记忆中，理应有关于他们的先祖伏羲（太昊）洪水后再造人类的神话。

 

　　让我们回到1939年。这一年的2月28日，流亡在重庆的美术史学家常任侠先生写了一篇《重庆沙坪坝出土之石棺墓画像研究》，其所报道和描绘的在嘉陵江畔的沙坪坝前中央大学农场附近的汉墓中出土的两个交缠在一起的人首蛇身画像，乃广泛流传于苗汉两族中的伏羲女娲神话，并指出“盖其时民俗所尊崇耳”[3]。“其时民俗尊崇”六个字告诉我们，学界一向认为起源于南方民族的伏羲女娲及洪水神话，至少在汉代还在嘉陵江畔的重庆地区广为流传。

 

　　40年后，1979年4月在我国第一次民族调查中，重庆的基层文化工作者胡长辉和尚云川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搜集到一则题为《布所和雍妮》的神话传说，其内容说，洪水中牛羊没有了，鸡狗也被淹死了，人也没有了，宇宙间只剩下了布所和雍妮两兄妹。他们坐在一个大木箱子里，得以逃生。乌龟、青蛙劝他们成婚以繁衍人类。雍妮总是以一母所生拒绝成婚。经过滚磨盘相合、劈竹子相合、种葫芦藤蔓缠在一起三个环节，雍妮还是不从。最后，乌龟劝他们围着古王界转，七天七夜，谁也追不上谁。于是老乌龟教导布所回头转，于是与妹妹雍妮相遇，二人不得不结婚。生下来的是些肉团，劈开撒在大地上，变成了帕卡（汉族）、毕兹卡（土家族）、白卡（苗族）等。从此，世界上有了人，并且一天天多起来。5年后，1984年，在根据中央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制定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辑计划进行的民间文学大普查中，同样是酉阳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刘长贵和彭林绪搜集到另一篇题为《洪水朝天和百家姓的由来》的洪水神话。内容与前一篇神话大同小异。[4]

 

　　1986年，基层文化工作者李德乾、张继青、陈万华、熊平等人，在奉节县的新政乡何家村、高治乡大力村、白帝乡浣花村，城口县的白芷乡和平村，（见《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万县地区卷》，1988年编印）；1987年，王良裔在巴县姜家乡农民村、刘谦胜在大足县对溪乡跑马村，（见《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重庆市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90年、《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重庆市巴县卷》，1989年），也都搜集到这些地方口头流传的洪水后伏羲兄妹婚的神话传说。

 

　　在酉阳、巴县、奉节、城口等地先后搜集到的这些古老的人类起源神话——洪水后兄妹婚神话，说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在三峡地区群众中还以口传的方式广为流传，虽然神话中的兄妹名字不同，实则与《玄中记》、《史记补·三皇本记》、《帝王世纪》、《淮南子·览冥篇》等古籍中记载的伏羲女娲故事、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重庆沙坪坝出土的汉画像中的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画像背后所隐含的人类起源神话，同属于一个古老的母题或原型，是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口头流传版本。这意味着酉阳、巴县、奉节、城口等这些地方，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文化传统，保存下来了如此古老的人类起源神话，见证了民间的神话传说的顽强的生命活力。笔者近读重庆女作家方棋所著的长篇小说《最后的巫歌》，发现作者在对生活于三峡中从重庆的巫溪到湖北的清江流域的古巴人的悲壮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描写中，也写到了这个古老的民族对这个人类起源神话的鲜活记忆。

 

　　古巴人曾经的驻地也好，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也好，嘉陵江畔的沙坪坝也好，以及巴县、奉节、城口等三峡地区也好，无疑都是这个洪水后遗民再殖人类起源神话——“兄妹（兼指姊弟）配偶型”洪水神话——的重要的原生家园和流传人群，都应该纳入这个类型的神话的保护范围，从而，古代的九州、如今的重庆，似也属于芮逸夫所发现的“东南亚文化区”！当然在重庆尚未见到报道芮逸夫所说的其他两个文化构成元素：铜鼓、芦笙。重庆市作为“亚洲文化论坛”的主办者，有责任有义务把在亚洲（南亚）范围内对这个神话类型进行携手保护的带头者和主持者。

 

　　【附记】此文系作者2011年10月11日在中国政府举办的“亚洲文化论坛——10+3主题会议”（重庆）上的发言，原题为《亚洲应携手合作保护东方文化传统》，呼吁亚洲各相关国家对“同胞配偶型洪水神话”这个起源于和流传于中国大陆南部诸民族和南亚诸岛国的同一母题的人类起源神话携手合作进行保护。

 

（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