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关键词：朱子《家礼》；家祭礼仪模式；建构

 

　　中图分类号：K8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669（2015）01-0106-07

 

　　家祭礼仪，又称家祭仪式，是宋代以后庶民家族祖先祭祀礼仪的简称。从历史发展看，先秦时期，祭祖礼仪已经开始出现，但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行为模式。先秦之商周时期，以《仪礼》为代表的程式化、规范化的王侯贵族祭祖礼仪业已正式形成，但直到宋代朱子《家礼》的出现，才开启了祭祖礼仪世俗化的新篇章，即庶民家祭礼仪开始出现。

 

 

　　《说文解字》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1］7。从字义上看，礼是向神祈福的行为方式，即后世所说的礼之仪。到了宋代，朱熹也认为实践行为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礼之实者，皆践而履之矣。故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2］2877。礼之仪是礼的外在表现形式，人们通过对仪的学习、践行，才能达到传承礼的目的。宋代社会古礼不存，朱熹认为不应该只求礼义，而要将仪与义并重，给予礼之仪以充分的重视，让人们在礼仪实践过程中获知礼义。“古礼难行。后世苟有作者，必须酌古今之宜……古人上下习熟，不待家至户晓，皆如饥食而渴饮，略不见其难。本朝陆农师之徒，大抵说礼都要先求其义。岂知古人所以讲明其义者，盖缘其仪皆在，其具并存，耳闻目见，无非是礼，所谓‘三千三百’者，较然可知，故于此论说其义，皆有依据。若是如今古礼散失，百无一存者，如何悬空于上面说义。是说得甚么义？须是且将散失诸礼错综参考，令节文度数一一著实，实可推明其义。若错综得实，其义亦不待说而自明矣。”［2］2877朱熹认为礼之仪是礼之义的依托，要讲求礼的内在含义，必须先对礼之仪有所了解，否则只是空谈而已。在认识到礼之仪的重要作用的基础上，朱熹对礼之仪进行了审慎分析和设定，编写了多部礼仪著作，其中《家礼》成为影响后世家族礼仪生活最重要的指导文本。

 

　　家祭礼仪模式产生于宋代，是宋代剧烈社会变迁中儒家思想复兴的表现，也是解决庶民家族礼仪发展需求的方法。在“礼下庶人”的宋代，庶民家族随着自身力量的壮大，冲破传统礼制的束缚，获得了祭祖的文化权利。在庶民家祭礼仪问题上，朱熹全面总结张载、二程、司马光等人的家祭思想和理论创见，创造性地提出尊重古礼、援俗入礼的新型家祭主张，创制了家祭礼仪模式——《家礼》。在新型家祭礼仪模式创建过程中，朱熹特别强调要将古礼和时俗进行有机融合，既沿袭古礼传统，又对其进行适应性调整，以满足庶民家族祭祖礼仪发展的需求。为了保证家祭礼仪能在庶民家族中得到推广和实践，朱熹提出四个基本原则，即祭之以祠、祭主诚敬、重大节略浮文、祭物随宜。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为了进一步确保家祭礼仪的可操作性，朱熹又对传统祭礼仪节进行细化、分割、提炼，从祭祀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仪节五个主要方面，制定了家祭礼仪基本模式。

 

　　《家礼》家祭礼仪模式的提出，来自朱熹对现实民俗生活中家祭礼仪问题的深入观察与思考，但《家礼》家祭礼仪模式的提出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简单总结，而是对其进行了开创性革新，朱熹要以一种全新的理念和方式来引导民俗生活的发展方向，创建新的生活秩序。朱熹生活的时代，庶民家族以崭新的姿态崛起于民间社会，在不断获取社会地位的同时，礼仪文化需求也日益增长，且表现形态纷乱无序。如何来引导、规范、统合庶民家族礼仪问题，是当时文人士大夫关注的社会文化问题。在朱熹看来，庶民家族礼仪问题不限于礼仪本身，也关系着家族形态、社会文化发展方向和国家基层管理等问题，于是他要在前人已有的理论主张基础上，将这个问题继续推进，并且付诸文字，形成可以被直接运用于民俗生活、建构起他所期待的生活范式的理论主张。朱熹通过创制《家礼》，从理论高度为家祭礼仪的推行提供保障，引导家祭礼仪的发展方向，从而促进尊卑有序的家族生活秩序的形成。

 

 

　　朱熹编写《家礼》时意识到：世俗之家祭礼久废，人们关于祭礼的身体记忆已经丧失。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恢复祭礼，必须从最基本的礼仪行为着手，按照先后顺序审慎制定每个细节，建构出一个符合当下社会需求的礼仪模式，以便世俗之家能够依照模式举行祭礼。

 

　　从整体上看，祭礼涉及许多问题，如祭礼举行的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以及如何行礼。朱熹在编订《家礼》时，对这些问题进行分解、剖析，并提出具体解决方法。在朱熹之前，张载、程颐、司马光等人也曾对如何恢复家祭礼仪提出过具体意见，且编订了《书仪》文本，对祭礼的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仪节等构成要素进行了设定。朱熹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援俗入礼，紧密贴合当时的民俗生活，创建了家祭礼仪模式。

 

　　《家礼》文本对祭礼的设定分别放置在首章祠堂和末章祭礼中。根据祭礼举行时间和祭祀对象的不同，可分为四时祭、始祖祭、先祖祭等类型。在设计祭礼流程时，《家礼》分别对时间、地点、祭祀对象与参祭者、器物、仪节五个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形成完整的家祭礼仪模式。下面按照祭礼构成要素进行总结归纳［3］527~533，571~578①。

 

　　（一）祭礼的时间选择

 

　　祭祖仪式以年为周期，按时举行。那么如何选择具体日期？朱熹在编订《家礼》的时候，既重视对传统祭祖时间的遵循，同时也根据时俗特点对部分时间进行了调整。根据祭祀对象的不同，《家礼》中规定每年的四时仲月、冬至、立春、季秋、三月上旬以及忌日举行祭祀仪式。从祭祖时间分布上看，除了忌日之祭具有不确定性外，其他祭礼时间都有较为固定的时间要求。按照时间顺序，一年中的祭祀点分别是立春先祖祭、二月时祭、三月墓祭、五月时祭、八月时祭、九月祢祭、冬至始祖祭、十一月时祭，其中春季三次，夏季一次，秋季两次，冬季两次。

 

　　1.四时仲月之祭

 

　　时祭是家祭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家礼》要求春夏秋冬四季都要举行祭祀仪式。从礼仪来源看，家族举行的时祭礼仪与《仪礼》春祠、夏禴、秋尝、冬蒸的帝王祭仪具有一定的内在关联。朱熹在庶民家祭礼仪模式制定过程中借用了传统帝王之祭，他认为庶民家族也可以举行时祭。这是因为，随着季节的变化，人们在感受自然界荣枯变化的同时会想到自己家族的历史，因时而感，因时而祭，这是顺应自然的表现。

 

　　一年四次祭祖，每次都要在仲月举行，即每年的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举行祭祖仪式。不能使用孟月，因为孟月是帝王祭祖的月份，庶民不能僭越。庶民家祭以仲月，既不违礼法，又安于人情。

 

　　2.冬至之祭

 

　　《家礼》规定人们应在冬至的时候祭祀始祖。冬至这一天是阴阳转换的关键点，此日之后阳气开始上升，阴气逐渐下沉，大地开始焕发生机，因而人们随着物候的变化祭祀始祖。始祖是一个家族的创始人，是所有后世族人得以存在的本源，这和冬至乃阳生万物之始相类似。同时，从古礼角度看，早在先秦时期，帝王就有专门祭祀远祖、始祖的禘祭。到了宋代，程颐曾提出庶民应祭始祖，之后，朱熹发展了程颐始祖之祭的思想，并且将其列入《家礼》家祭礼仪当中，为冬至祭始祖获得社会认同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