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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满天下 知音世不稀——刘锡诚先生访谈录
  作者:刘锡诚 王雪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7-22 | 点击数:5737
 

  六、民间文艺学家刘锡诚(1989——)

  背景:1991年2月,刘锡诚因工作调整来到中国文联做研究员,从此将重心转到民间文艺学、艺术人类学、文化学的学术研究上,专心著书立说。

  (一)以沈从文为榜样

  王:1989年,您55岁,说自己“在无奈中等待着老年的到来”。“无奈”二字似乎充满着遗憾。

  刘:后来我转向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研究,这跟个人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1990年我就下来啦。1991年2月4日调到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做研究员,不用上班。“边缘化”的结果造就了我成为一个学者。 

  文学史上“京派文学”的代表人之一沈从文后来不写作了,他不是北京人,但他是“京派文学”的骨干。他坚持写军队,写湘西,坚持现实主义。后来他到故宫研究古代服饰,卓有贡献。他的这段经历和向古代服饰研究转向,对我很有启发,要做点稳定性的,时评性的文学评论不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了。

  王:在业务上,您没有接续之前做得很好的批评家角色?

  刘: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对我有锻炼,那个时代我们不仅锻炼自己的识别、判断能力,而且有相当的责任感。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要发展我们新时期的文学,一方面就是办好刊物。1990年以后,我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时评性的文艺批评,转向做民间文艺学、艺术人类学、文化学的学术研究,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传统文化、民间文学,就其性质而言,应该是现在时,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纯粹的遗产。我开始在这种理念下对传统民间文化做深一步的、系统的研究。

  王:您以什么为抓手来研究这个问题?

  刘:1991年,我在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任研究员,经钟敬文教授和林默涵同志推荐,我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申报了一个“八五”科研项目“中国原始艺术研究”,于1991年12月18日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立项。前后历时五年,于1996年6月13日脱稿。脱稿后,一方面根据全国社科规划办的要求,专家评审组对拙著进行评审并获通过并获奖。书稿《中国原始艺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98年4月出版。评审的鉴定结论是这样的:“刘锡诚同志的《中国原始艺术》是我国第一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史前艺术的力作。该书的最大特点是紧密联系中国的实际,翔实地占有考古、文献和文化人类学资料,有理有据地阐述中国原始艺术的来龙去脉和历史特点。原始艺术研究本身为边缘学科,许多问题扑所迷离,难度很大。但作者运用交叉学科、即综合性、多学科的比较研究,攻克了一道道难关,言人所未言,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总之,作者以审慎的态度,做了大量的、艰苦的科学工作,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课题任务。”这本书出版后,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召开了座谈会,文艺理论家何西来、陈丹晨、向云驹、吕微、刘爱民等参会并发表了评论文章,予以肯定性的评价。老专家钟敬文写了一篇《我的原始艺术情节》评价说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过去有关原始艺术的著作,都是外国人写外国原始艺术的,没有人写中国原始艺术的书,更没有中国人写中国原始艺术的。我一直希望有人写出中国原始艺术的著作来,不能光是格罗塞呀、博厄斯呀所著的著作。日本做学问的人很多,也没有人写中国原始艺术的。系统地研究中国原始艺术,锡诚算是第一个。”

  《中国原始艺术研究》课题完成后,2003年我又申报了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并于2006年完成结项,经国家社科规划办聘请的业内专家评审,获得了“优秀”等级。河南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12月出版。2014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又出版了110万字的增订夲,获中国文联和中国民协主办的第十二届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奖”!拙著大体显示出三个特点;第一,牢牢把握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国情特点,一切从国情出发。第二,继承文以载道的传统,建构和发扬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诗学特点。第三,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发扬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开放和包容精神。增订本的出版,为我60年民间文学研究历程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二)田野作业方法谈

  王:田野作业是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最根本的研究方法,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刘:在中国的现代民间文学史开始阶段上,就颇重视田野调查。这里举一个例子。常惠编《歌谣》周刊的时候,就叫他的好友台静农先生回老家搜集淮南歌谣,我曾在《二十世纪中国民间学学术史》里写过这样的一段话:“1924年的8月底,台静农应主持《歌谣》周刊编辑事务的常惠之请,归乡(淮南霍丘)搜集歌谣,达半年之久,搜集到当地歌谣2000多首。这其间,他在淮南写了《山歌原始之传说》一文,发表在1924年第10期的《语丝》周刊上。他所搜集、编选的《淮南民歌》第一辑,于1925年在《歌谣》周刊第85号、第87号、第88号、第91号、第92号分五期揭载,共发表了113首。稍后他又在第97号发表了《致淮南民歌的读者》一文,作为这次搜集活动和这一批民歌的总结与说明。(1970年,娄子匡将其编入《民俗丛书》第24种,取名《淮南民歌集》,由台北东方文化书局印行。)《歌谣》周刊在发表了台静农搜集的这113首淮南民歌后,又出了5期,到第97号(1925年6月2日)出版后便停刊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随之于1925年10月14日创刊,负担了原《歌谣》周刊的一些任务。台静农的《淮南民歌》第一辑,便又在新创刊的《国学门周刊》第4期继续刊出。第4期(1925年11月4日)发表的是114—146首;第8期(1925年12月2日)发表的是第147—167首。”

  2007年6月2—4日,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台湾东吴大学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承办的“2007’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田野考察工作方法研讨会”上作了一个《民间文学的田野调查理念与方法》的专题发言,从民间文学普查的理念与方法、民间文学的“第二生命”、调查材料的保管、采录工作的现代化和民间文学作品的编码问题等四个方面作了系统的论述。

  我自己主要是研究民间文学的理论和学术史学术思潮的,但我从进入这个研究领域之初起,就重视田野调查,并多次下田野,进行调查采录,掌握第一手材料,使口述民间作品以其“第二生命”在民间和读者中流传。1965年9—10月,西藏平叛之后,我和同事董森到西藏的山南日喀则地区的藏族居民和错那县勒布区的门巴族中的田野调查,1985年4月从保山到沧源等地的云南采风,1985年8月的新疆唐布拉草原哈萨克族调查采风,在翻译的帮助下,都搜集记录了一些口述作品,在田野作业上取得了一些经验。

 

  采访后记:

  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了一项老作家口述历史的拍摄计划,由征集部的计蕾主任牵头组织进行。我因为修读民间文学专业的关系,非常有幸地被选为刘锡诚先生口述历史脚本的创作者和访谈人。

  知道这个消息我感到十分激动。刘锡诚先生的皇皇巨著《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在业内有口皆碑,是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能跟这样一位学术上的大家和老前辈以及建国后中国民间文学发展的领导者与亲历者见面、聊天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同时,刘先生在领导岗位上的经历使他与周扬、钟敬文、江绍原等中国文艺史中的知名人物也有过很密切的交往,他掌握多少正史中无法记录的秘闻啊,他本身就仿佛是历史本身。他跟唐达成、陈丹晨三人并称为《文艺报》三君子,君子之称,清气如兰,必有一种夺目的光彩,时光尘封了往事,故人依旧在,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契机。我不敢怠慢,集中阅读了刘锡诚的绝大部分出版作品,还询问了几位和刘先生有过交集的师友,认真细致地写作了访谈脚本。

  2017年2月17日一早,阳光明媚但寒风劲吹,我和计蕾主任以及摄制组的同事来到了刘锡诚先生的家里,访谈从上午持续到下午,一直到傍晚5点左右才结束,这么长的时间在其他老作家拍摄中是少见的。即便这样我们也才完成了访谈脚本上的约三分之一内容,刘老师做了充分的准备,态度诚挚、激动,老伴儿马昌仪老师几次担心他的身体而要求结束,最后我们实在不忍心再因为这次工作令刘锡诚老先生陷入到往事的情感激流中而伤害他的平静忙碌的晚年生活,收起我们的设备离开了他的家。

  中午休息时分,刘先生并未请大家吃饭,一是他的身体不太允许,另外最重要的一点,他每天勤奋写作,生怕剩余的时光不够他完成自己的计划,写不完自己想写的事,想纪念的人,他是如此专注地投入到这种状态中以至于他感觉不到还有请吃饭这码事。同时他和马昌仪老师清贫的生活也没有令自己养成引朋唤友的习惯。

  但刘锡诚老师是慷慨的!他将自己一生的经历和思考知无不言地全盘托出,仿佛阔大的河面,虽然缓慢地流淌着,不再有携风带雨的劲力,但因为从未停止过努力的工作,积累有无比丰厚的矿藏,还保持有极丰富、细腻的表现能力,令人肃然起敬。

  刘先生做事时埋头于事情本身,做学问时沉浸于学问本身,如此纯真。在位时做事业,不做官;退下来后做学问不混学术圈。他并没有在俗世生活中谋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和优渥的物质生活条件,亦没有呼风唤雨的资源,没有为后代积攒下任何可以招摇过市的家底,但谁能说什么是过眼云烟呢?君子之风,山高水长!如老农般不让一日闲过的勤奋令他淳朴到接近大地的真实,他知道只有耕作才能产粮食,只有公心恭敬待天才有收成的简单道理。

  2014年3月,“刘锡诚先生从事民间文艺研究60年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民俗学、民间文学和艺术人类学等领域的众多知名学者前来参会。会议总结道:“(刘锡诚先生)以‘边缘人’自况,淡薄名利,专注科研,勤奋异常,笔耕不辍,同时又颇具担当意识,热切关注社会发展和学科进程。他宽厚朴实、蔼然谦逊、关怀后学、奖掖后进,高尚品德令人敬仰赞叹。刘锡诚先生的为学为人,足为学界楷模,世人风范。”诚哉斯言,相信历史将给予他比现世更高的评价,后人中将有他越来越多的老相识、新知音!

 

这是刘锡诚先生本人比较喜欢的一张晚年照片,是《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拍摄的,他觉得拍出了一点思想者的感觉。而这正是他追求的状态。

(本访谈录删减版分上下两部分刊于《传记文学》2018年第7、8期。本网发布的是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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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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