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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满天下 知音世不稀——刘锡诚先生访谈录
  作者:刘锡诚 王雪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7-22 | 点击数:4656
 

  四、文学编辑家与评论家刘锡诚(1977—1983)

  背景:在《人民文学》和《文艺报》期间,刘锡诚成长为优秀的文学编辑家与文学评论家。

  王:您在《人民文学》和《文艺报》工作期间,与大批知名老作家建立了联系,还扶植了一批新人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对80年代的文坛和文学报刊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对编辑和作者的关系有切身的体会,当时的一切与当下的状况有很多不同,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感受吗?

  刘:我做过记者,当过新华社驻上海蹲点记者组的组长(主要蹲点单位是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和复旦大学),后又当过驻北大清华蹲点记者组的组长,但我头脑还比较清醒,始终没有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康平路)、北大清华写作组(迟群、谢静怡们)有任何接触,直接对新华总社领导负责,连打电话,也到分社去用分社红机子打,故而没有陷进去。从1971年到1976年,经历过差不多六年时间的新闻编辑、内参编辑和蹲点记者生涯后,我感到自己不是做新闻工作的料,不适应新闻工作,还是回文艺界吧。我就要求到了《人民文学》,后来参与了复刊《文艺报》,并担任了编辑部副主任,后又任主任,主持文学评论工作。文学对我来说,不是科班出身,但毕竟有些基础。

  过去有个说法,文学的创作和批评是不可分割的两翼,有时候创作走到前边引导批评,有时候文学批评走到前面引导着创作。这个过去我们从别林斯基的写作中可以很好体会到。别林斯基每年他都写一个述评,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点到为止,他也举了很多作品很多作家,但是这些东西基本上成为被历史淹没的东西,无影无踪了。但是像果戈里等一批著名作家。在他们的评论下成就为十九世纪杰出的伟大俄罗斯作家。

  我们这个新时期文学呢,也有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批评家,没有好的编辑,刘心武也出不来,卢新华的伤痕文学也出不来。刘心武的《班主任》出来,是有个过程的,崔道怡还健在,是他提出来的。提出来后都拿不准啊,放到刘剑青的桌子上,我跟刘剑青一个办公室,他自己也拿不准,后来又送到张光年家里。好的编辑像张光年、崔道怡、刘剑青,他们同时又是批评家,有了他们,作家就出来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就出来了。发表了一些作品以后,《人民文学》1977年11月召开了第一次短篇小说座谈会,我们邀请的人当中有沙汀、周立波,很多部队上的作家,包括这些年轻的,这种文学潮流就被承认啦!我写过一篇文章,说张光年是“放飞了一只文学春燕”,没有一个有见识的有实践的批评家,这个文学潮流就不可能出现。那不是作家走在前头。《伤痕》发表之前在复旦的黑板报上讨论得不得了,经过大家的讨论后来才出来,《文汇报》起了很大作用。

  批评家在新时期文学兴起的初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我们日夜地读作品,好的坏的都读,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一些看法。在现实主义讨论中我们提倡审美的参与,专门写问题不可能成为小说。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批评就是作家的木偶,是寄生物。

  王:您是编辑与批评家一肩挑?

  刘:(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我作为文学评论编辑,兼搞文学批评,文学批评锻炼了我的判断能力,那个时候读作品是拼命读啊,张一弓的作品《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我在家里夜里读完,第二天早上我就出差到贵州去,在机场打电话给编辑部,这个作品一定要请人写文章!马上写!我们做文艺批评还有一种责任感,如果不是编辑的话没有责任感。那个时候我写的东西多,全国各地的刊物上都有,那个时候我出了四本书,而且我和冯牧、阎纲还主编一套《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丛书》,当时是出了两辑,20本,中国没有出过批评家的书,文学史上不重视批评家,文学史只讲创作。这些是两批人,一批是老批评家,一批是中年批评家。我和阎纲两个人参与了编辑,我们就不出自己的书。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给我出了一本《小说创作漫评》,阎纲出了一本《小说论集》,雷达出了一本《小说艺术探胜》。

  王:那时搞文学评论脑海里有什么标准吗?

  刘:在文学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我们始终坚持走革命现实主义道路。作为文学评论编辑,我们的工作是为他人做嫁衣服。我们做了好多人的人梯,不客气地说,好多作家没有我们的话,也许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周克芹是周扬、沙汀发了话、发了文章后,我立马到他的家乡和工作的简阳去看他,写评论文章。他当时穷苦到什么程度?他把自己的门板拆下来跑到离县区较远的集市上去卖掉。他坚持写作,我们和省作协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对新的批评家的帮助那就更多了,我们当时举办过几个读书班,开座谈会,叫他们来京参加读书班、写作班,请他们写文章,给他们发表文章,他们就出道了,成名了。

  王:当下的文学批评跟您那时候的状态有什么区别吗?

  刘:现在的文学批评我不好发表意见。提出来还是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针,扎根到农村,要接地气,都是对的。现在低俗的东西太多,散文方面表现得很突出。文革后,我们对散文,杨朔的散文,过去非常欣赏,后来变得不怎么欣赏了,因为他写的都是个人琐事,没有从散文里反映出时代的面貌。过去不少人对刘白羽的散文有看法,认为他的散文里有不少政治性的大话。记得他也曾有过反思。散文固然不能端着架子教训人、做政治的传声筒,却也不能无病呻吟。发表任何作品,都是给读者看的,散文也一样,因此总应该从平凡的生活中摄取一人一物、一事一景、一草一木,通过作家的头脑转化为艺术的感受,激发起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赋予有生命活力的艺术形象,给读者以感染力。我的阅读面很窄,在报刊上看到的有些散文,总感到缺乏鼓舞人心的内容。而散文又是最流行的。这就是常说的作家的责任感。我不在这个行里了,没有发言权。但我觉得我们当年,新时期的时候,我们不仅强调有个人的批评素质,而且要有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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