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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俗传统与中国艺术研究
——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之十四
  作者:张士闪 王加华 李海云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7-19 | 点击数:374
 

  三、在礼俗互动中理解艺术

  张士闪:我相信大家在田野调查中,经常会有这样的困惑:历史上的某些事件,会被历代村民频繁提及,还可能会有添枝加叶的诸多“创造”,而另外一些历史事件则被选择性遗忘;很多远离“真相”的说法,反倒得到后人的认同,而“真相”本身倒不见得有多重要。我们就此追问———为什么是历史上的此事而非彼事,频繁地被此地而非彼地所不断关注,最终形成了此种而非彼种的传统?

  要想真正解惑答疑,就必须在具体的区域社会中,关注上述现象的历史建构过程与内在多元指向,并特别注意分析主体的表述话语。比如,在表面看来似乎仅仅是一种“年节扮玩”的乡民艺术活动,可能就蕴含着地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与内在逻辑,需要细心分辨与理清。田野研究,首先是要在种种艺术表象之中,挖掘各种关键性文化符号以及民众的相关表述,然后通过对地方文献的爬梳,在田野与文献之间寻找关联,在此基础上还原“社会事实”,建构逻辑关系。鉴于乡民艺术传统大都历史悠久,经历了事易时移的多次变迁,而我们对此却难以知情,因此必须保持足够的想象力,在关注艺术传统的线性历史传承脉络的同时,要对艺术精英的文化创造与叙事策略予以精细分析。我想强调的意思是———艺术个体的能动性,当然要受制于国家历史进程与地方社会发展格局,但与此同时,国家历史进程与地方社会发展并不是作为艺术个体活动的背景而静态存在的,而是通过包括艺术个体在内的无数个体的能动性活动才得以实现的。相形之下,后者常常被忽视。

  秉持这样的眼光,我们在田野考察中所获民众口述材料的所谓“随意性”,不但不是拒绝采信的理由,反倒应视为民间叙事乃至地方生活的应有特征,为我们理解乡民艺术提供了有效路径。如果相关活动在地方志书或庙碑、家谱等民间文献中有载,那就更是一种幸运。虽然官方、知识精英与民众话语驳杂不一,但这正是历史所留给我们的不同声音,弥足珍贵!我们的研究可由此而变得深厚。

  王加华:张士闪老师所谈,其实已经牵涉到他这些年一直在做的礼俗互动研究。对于艺术与中国礼俗传统的关系问题,我在近两年的耕织图研究中深有体会。耕织图,顾名思义就是有关“耕”与“织”的图像资料,乍听起来似乎是一种绘画艺术。从宋至清,中国至少问世了几十套耕织图像,各成系统,也各具艺术特色。不过,要是仅仅从绘画的角度看这些耕织图,或者仅仅从传播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角度来看待,是远远不够的。我的看法是,历代耕织图的创作与推广,主要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道德化行政”的体现,其动机在于宣扬、创造并维持一种各安其业、各担其责的社会秩序,其效果在于营造或谋求一种国泰民安的文化象征与在社会治理方面深谋远虑的政治氛围。耕织图的创作者,如南宋楼璹、元代杨叔谦、明代邝璠、清代焦秉贞等,或是地方官员,或是宫廷画师,在图像流传与推广的过程中都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皇帝的重视,并多以皇帝或中央政令的形式推向民间。

  李海云:也就是说,历代王朝的耕织图,其本质上是在借助艺术形式昭示国家传统的重农之“礼”,教化天下的意义远大于农业技术推广的意义,形式象征的意义远大于本体“实在”的意义。如王加华老师所言,耕织图的创作者基本上都是地方官员或宫廷画师,我觉得其观赏者也就主要是皇帝及其身边的人,而不是真正从事耕织的老百姓。虽然很多耕织图以皇帝或中央政令的形式被推向民间,但有没有人看、多少人看、是不是当作耕织技术普及图示来看,都很成问题。这就形成了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在历代王朝君臣和知识精英的想象中,天下百姓是乐于看图的,一旦领受耕织图,一定会在叩谢皇恩以后欢天喜地地捧读,并从中学到高明的耕织技术,丰年有望,为“太平盛世”奠定深厚根基。唯其如此,围绕耕织图的臣献君颁仪式才那么郑重其事,神圣无比。其实,耕织图的臣献君颁仪式是君臣合演的一出“社会戏剧”,是要通过对“农为天下之大本”的重农主义的宣扬,营造出明君贤臣共治天下的理想社会景观。可以说,耕织图这一“绘画艺术”的确在历代王朝社会治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艺术品、艺术创作、艺术魅力等却没有多大关系。

  王加华:确实如此。耕织图的创作与推广,就是古代“重农”之礼的一种体现,也可视作一种重要的国家层面的仪式活动,虽然并没有被列为正式的、常规性的国家之“礼”。不过,这样一种国家之“礼”,不仅在内容上取材于最普通的“俗”———平淡无奇的农桑活动,而且在表达形式方面,重政治效果而不是艺术影响。看似应该属于艺术范畴的耕织图,其实是“功夫在诗外”———借民众之“俗”,行国家之“礼”。

  李海云:清朝盛行的《圣喻广训》图像本,与耕织图的情形类似,但又有所不同。《圣喻广训》图像本,与朝廷的圣喻宣讲制度有关。在康熙皇帝“圣谕十六条”的基础上,雍正皇帝又加以推衍解释,编成万余字的《圣谕广训》,并在全国各地强力推行宣讲制度,谓之“圣喻宣讲”。地方官绅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会结合一些道德伦理故事,每月朔望以口语化形式进行宣讲活动,并由此衍生出两种“艺术”形式:一是《圣喻广训》图像本,结合绘画图本形式进行白话通俗解说,宣讲者多携带一本避免忘词,识字者日常闲看也觉得有趣;二是宣讲者借用地方曲艺说唱等艺术形式,活泼讲解《圣喻广训》,以避免宣教内容枯燥乏味,有利于民众理解接受。于是,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圣喻宣讲活动,下行到民间社会后,就被赋予了浓厚的艺术娱乐色彩。甚至在某些地方,当圣喻宣讲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以后,其中某些成分如朔望之期、图文抄本、吟唱形式等,却与当地民间祭祖祭神仪式、秘密组织活动相结合,进入仪式程序和民间文献之中。就这样,原本是国家政治层面“以礼化俗”的顶层设计,却在贯彻下行的实践过程中“礼化为俗”,其中艺术因素在这一转换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这应该也算是士闪老师近年来倡导的礼俗互动研究的一种表现吧。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的这方面案例,还真是不少。

  张士闪:我所以提倡一种礼俗互动的研究,是因为“礼”“俗”在传统中国社会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社会语境中的“礼”与“俗”,既是社会事实,又是话语形式。作为社会事实,“礼”“俗”的影响似乎无所不在;作为话语形式,“礼”“俗”的含义又极不明确,可意会而难言传。就说“礼”吧,有上层社会既成的制度之“礼”,有知识精英期望的待成之“礼”,有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活用之“礼”,此外还有儒家之礼、僧家之礼、道家之礼及江湖之礼等。我以为,这类“礼”“俗”话语及运用实践的复杂之处,正是传统中国社会建构的精微所在,代表着中国文化政治的传统智慧,只是至今尚未得到充分阐发而已。中国社会语境中的艺术活动,当然也是无法超越“礼俗互动”所代表的整体社会框架的。深入讨论“礼生于俗”“据俗成礼”“以礼化俗”“礼化为俗”“以礼抗俗”“礼俗冲突”之类话语形式及相关政治实践,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华文明的传统政治智慧与社会运作机制,对于我们今天的艺术学研究也大有助益。

  李海云: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的很多乡民艺术活动,都是在国家与地方之间长期的礼俗互动实践中凝结而成的。中国地方社会大都有着悠久历史,在国家与地方的长期互动中呈现出不同的历史过程,再加上民众对当地地理景观的附会,都可能会在乡民艺术活动中留下印记。另外,在传统乡土社会中,既有硬性的权力组织,如国家政府垂直下行延伸到村落中的保社乡约等,也有民间自发形成的家族、行业、会社等相对软性的组织。经过20世纪的“革命化”改造,民间组织受到沉重打击,但并未全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作为隐性权力系统,以习俗的名义继续在乡村社会运行至今。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国家开始推行村落自治,诸多民间传统出现复苏、再造的趋势。上述传统的民间组织形式,原本就是渗透乡村政治、经济、艺术、信仰等系统而发生作用的,如今在经过功能改造和形式转换后,开始发生作用。我们今天研究乡民艺术,就不应该忽视这些民间组织传统,有必要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加以考察。

  张士闪:当然,艺术从来就是乡民建构地方秩序、组织社区生活的重要手段。虽然当代乡土村落正在经历巨变,但中国社会毕竟是在长期礼俗教化中养成的社会,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发地和传承地,乡民艺术是最活泼灵动的文化载体,是中华文明绵延的重要社会基础。挖掘、梳理乡民艺术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组织系统与传承机制,有助于推进中国文化传承完整谱系的研究,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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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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