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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俗传统与中国艺术研究
——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之十四
  作者:张士闪 王加华 李海云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7-19 | 点击数:373
 

  二、地理、生计与艺术类型

  张士闪:再回看三十年以前的中国现当代艺术学研究,尽管也有一定的学术积累,但或有意识地将之简单纳入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之中,或偏爱在“阳春白雪”的条分缕析中坐而论道,是其痼疾。这一倾向甚至在当代艺术学研究仍时有所见,足见其流弊深远。我认为,传统艺术学研究的最大问题,是忽视艺术活动中鲜活的生命个体,当然也就难得关心活生生的生活世界与生命智慧。

  比如,传统艺术学常说“艺术离不开生活”,这话本身其实并不错,只是应该视之为不言而喻的前提,而不是简单统摄艺术活动全过程的准则甚或结论。倘若拘泥于此,那就除了说些“艺术来自生活,高于生活”之类正确的废话套话之外,难有新得。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艺术学的“田野转向”,是学者自觉地返归艺术田野现场,近距离观察艺术实践活动,再讨论艺术之究竟。我们知道,艺术总是基于具体人的具体生活而发生,总是与一方水土所代表的地理空间、生存生计、人文生态密不可分。因此,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乃是艺术发展的常态,因循传统的传承再造则是艺术发展的自律性特征。比如说,劳动号子、农闲唱曲、山歌小调、酬神请戏、民间拉呱等作为不同的艺术类型,其产生一定是与特定地理环境中某一群体的文化创造相联系的,其传承则与人们对这一文化传统的选择、再造有关。当我们进入田野,观察具体的艺术活动,就不能不关注:这一艺术活动是否已进入当地的岁时节日、人生礼仪等社会文化体系之中?是否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组织传统?它与当地信仰生活、经济活动、政治权力等社会系统有何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都关乎民众“过日子”的生活逻辑,是理解这一艺术活动的关键所在。当然,传承已久的艺术活动,往往会在地方社会中生成某种超验性价值,形成文化认同甚或进入集体无意识之中,这其实正是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现象的重要特征。我们在田野中发现,不仅仅是酷爱艺术活动的人“听见锣鼓点,撂下筷子放下碗”,就是一般民众,在听家乡话、看家乡戏、唱家乡小调时也常常涌起一种难以言表的激切之情,就是这个道理。

  王加华:确实,艺术发生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密切。比如在山东的东部和西部,地方戏的内容与形式风格就有很大差别。鲁中、鲁东一带的戏曲,在内容上多反映家长里短之类琐碎日常生活,风格细腻柔婉,典型的曲种有五音戏、茂腔等;鲁西地区则以表现军国大事、军事征战等武戏见长,风格粗犷豪迈,最流行的是梆子腔。这种差异,首先要从地理环境方面找原因,因为地理环境决定了传统的生计模式、交通状况,并进一步影响社会风气等人文因素。当然,鲁西大运河的开通、运营又创造出另一种“人工自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同样巨大。传统的艺术学研究,好像对地理环境的因素习焉不察,觉得本来就应该这样。

  李海云:在艺术活动发生的各个环节,其实都离不开地理环境的长期塑造。正如张士闪老师刚才所说,不同的生计方式会影响人们对艺术类型的选择,我觉得还可以说,不同的地理景观会在人们心中激起不同的神圣感,从而设定人们想象幸福、想象永恒的方式,这就牵涉到艺术的意境了。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人们会获得不同的空间经验,是生活在平原、山区、湖畔、河沿,还是海岸、岛屿等,对于人们精神倾向的影响是明显的。可以想见,在人类社会早期,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生活影响甚巨,这不仅体现在人们为求生存而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对生计方式的选择和在劳动组织方面的设计,社会规约的约定俗成也以此为基础。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力有所降低,但却永远是不可忽视的维度。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却容易忽略这句俗语背后的深刻意涵:“一方水土”所代指的地理空间,不仅为人们提供经济活动的舞台,也恒久性地为地方社会赋予文化底色,培塑出不同地方的文化品格和心性。

  王加华:在青岛、烟台等沿海口岸近代开埠之前,山东西部较之东部,最大的优势在于大运河的贯穿。另外,卫河也是一条重要的交通廊道,把山东与其以西的中原地区紧密联系起来。明清时期的鲁西地区,社会开放性强,经济发展水平高,文化艺术非常发达,这与基于地理环境而形成的国家资源汇聚、交通便利性、人口流动性等大有关系,鲁西地区戏曲艺术的发达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一方面,运河既是国家的经济动脉,又是国家重要的文化廊道,便利于中国南北戏曲剧种的传播与交流;另一方面,济宁与临清是传统运河通运的两大商贸中心,带动了相邻沿运河地区的经济繁荣发展,从而为戏曲艺术落地生根创造了社会条件,如徽戏、山陕梆子等外地声腔剧种都是沿着运河传入的,并在鲁西一带成为传统。

  李海云:张士闪老师举例所说的劳动号子、山歌小调和王加华老师刚才所说的流传于鲁西的徽戏、山陕梆子等,恰好代表了乡民艺术的“原发”与“衍发”两大类型。当然,时过境迁,要辨别某种艺术是“原发”还是“衍发”已是很不容易,但细辨脉络还是可以有所区别,再观察其异中之同,有助于我们寻找艺术的“通则”。无论是“原发”艺术,还是“衍发”艺术,其共同点都是要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接地气”,与当地民俗传统紧密结合在一起,甚至因之而成新俗,实现“在地化”,这应该是各地艺术活动的一大“通则”。鲁西地区多武戏,多表现军国大事,可能是因为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曾借助大运河而沟通南北,人们有见识,偏爱宏大叙事的结果。特别是明清时期国家政治中心移至北京以后,运河山东段的作用就更加凸显,从而缔造了鲁西地区艺术活动最辉煌的历史时期。

  王加华:对。中国历史在唐以前的较早期主要是东、西问题,政治中心一直在相对偏西的关中和今河南洛阳等地区。宋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传统的东、西问题就转变为南、北问题。但不管是在较早期的东、西时代,还是后来的南、北时代,鲁西地区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元代山东段运河开通后,长期占据着由江南通往首都北京的交通枢纽地位,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军事方面,战略位置都极为重要。一有战乱发生,这一带首当其冲,因此长期以来经常会遭受战乱的影响。鲁西又处于四省交界处,盗匪难除,治安不靖,民众有习武结社自保身家的传统,民风强悍粗犷,当地人看武戏,容易感同身受,产生共鸣。相形之下,山东东部地区在近代开埠之前,与外界联系相对较少,民众思想相对封闭内敛,因而更关注乡情村事。这应该是鲁西、鲁东戏曲艺术传统有所不同的深层原因吧。

  当然,我们说地理环境与艺术活动的发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时候,并不是在强调“地理环境决定论”。艺术活动的发生与传承,从来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地理环境因素之外,社会制度、政治态势、经济条件、历史积淀、民众心态甚或艺术传统本身等,都发生着或重或轻、或显或隐的作用。我们经常看到,在大致相似的地理环境条件下,却会有不同艺术活动的发生,就说明了这一点。另外,人类历史上随着科技的发展与进步,特别是当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与普及,地理环境因素在人类活动中的影响力呈日益减弱之势,这是艺术学研究所不能不考虑的现象。不过话又说回来,不论社会如何发展,“地理”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空间形态,永远会对人类艺术活动产生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是肯定的。这或许就是博厄斯等人所倡导的“环境可能论”一直没有过时的原因吧。

  张士闪:我相信我们都不会同意关于文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所以要强调地理环境,意在提醒大家不能遗忘在传统艺术学研究中久被忽视的地理因素。虽然有很多例证证明地理环境对于艺术活动的巨大影响作用,但我们同样不应忘记的是,人是有能力超越自身环境限制而有所作为的。如“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之类说法,是称许某些杰出人物在某些历史时刻具有影响历史进程的能力的,其实也可以把这句俗语转到对人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喻示———地理环境固然在形塑人们的生活与文化,但只要条件具备,人们意愿足够强烈,就有能力对限制其生活的地理环境做出极大改造!这个话题牵扯到人与大自然之间长期的人地互动过程,和特别复杂的人际互动机制。我在跟美国波士顿大学魏乐博教授的交流中,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当我们说“山高皇帝远”的时候,既可能是在说皇权不容易到达高山地带,多有“化外之民”,容易形成“啸聚山林”或“占山为王”的现象,但也可以是国家权力“无远弗届”的意思,即使是在边陲地带,人们也有对国家中心的归属意识存在,只是有不同理解而已。因此在中国很多地方的方言中,山地的“山”是可以作形容词用的,代表一种不开化的、没有见识的文化状态,甚至比“土”或“土气”还要不开化,以此调侃居住在深山老林里的人对国家政治理解的不正确或不准确。仔细咂味,“土”和“山”其实还有更微妙的差别:很“土”的人固然不开化,但大致说来是温顺的,因为知道国家社会的一般规则;很“山”的人则不仅不开化,还容易在与“山外人”打交道时发生误会而反应失当,有时会表现出莫名其妙的激烈,因为“山里人”自有一套行事规矩,与“山外人”难以通约。5这是我三十多年来在鲁中山区做田野调查时的普遍发现,当时让我特别惊讶。不过,“礼失求诸野”的经典说法又在提醒我们:正统的国家礼仪及文化精神,有时就存在于不起眼的穷乡僻壤之中。上述种种现象,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完整谱系打开了一扇窗。

  李海云:是的。我在鲁北渤海莱州湾南岸一带调查时也发现,要想准确阐释这一带普遍盛行的“圣物”扎制工艺传统及烧祭仪式表演活动,仅仅从当地湖洼盐碱地的生态环境着眼是不够的,还要注意村落之间的经济与艺术方面的分工协作关系,当然也包括一村之内不同家族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我选作博士论文田野点的东永安村,传统上是个沿湖村落,长期延续着生态农业与小手工业的生计传统,蒲、苇、菼、草、柳等湖泊资源为编织业、扎制业提供了产业支撑。但我们不能仅仅注意到烧祭仪式表演活动发生的表层因素,如湖泊资源为扎制牛、马、船、轿等“圣物”提供了就地取材的材料,传统的编织业、扎制业使久居此地的村民心灵手巧,扎制技艺精致,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支撑等,我们还必须从村落和跨村落的地方社会脉络中,理解村民为什么需要这样一种“圣物”扎制传统,辛辛苦苦扎制一月,举行仪式隆重的烧祭仪式表演,最后居然用一把冲天大火把那么精美的“工艺品”烧个干净!这就牵涉到当地人对于区域自然资源分配的权力诉求,对相邻自然环境的神圣想象以及文化表达等问题,以及如何在历史长河中共同汇成一种绵延已久、常在常新的乡土传统。当下我们走进村落,聆听村民关于传统湖区生活的记忆,关于平整高埠、改良抬田的集体化时代的表述,长时段的自然环境沧桑巨变固然让我们惊诧不已,而这一带在人地之间的相互塑造中所体现出来的权力格局和文化边界,国家政治对于地方生活与民众心智格局的持续而深刻的嵌入,又何尝不触目惊心!由此我们感受到,乡民艺术活动的文化记忆功能与社会调适作用何其巨大,是绝不能仅仅从艺术学的角度来理解的。换一个角度来看,乡民艺术是掌握在民众手中的文化工具,是不同地方的人基于和谐共存而设计出的一套文化规范及艺术表达。无论是文化规范本身还是艺术表达形式,都是极具创造力的。

  王加华:我在滨州市惠民县的胡集书会上,也注意到类似情形。这是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每年正月元宵节前后举办。很久以前,就有南北艺人在这里汇聚,形成了一个规模盛大的区域性曲艺交易市场。我觉得,这一艺术盛会兼文化市场的形成,既与鲁北地区浓厚的曲艺氛围、忙闲分明的时间制度有关,也得益于胡集村自身所具有的区位优势。胡集地近黄河,历史上曾是武定府通往济南、北京官道的必经之地,人口集聚,人流往来,促进了这一带商贸活动的发达。清末民初鼎盛时期,在一条800米长的主街上竟有四五十家票号、商号,就是明证。作为农闲时期发生的一种艺术活动,演员只需一两人,曲艺道具简单,走街串巷灵活便捷,契合了民众年节、时节的精神需求。胡集之为曲艺之乡,既是应一方民众的年节娱乐需求,使得地方生活富有活力,又为艺人间的情感交流、技艺磋磨搭建起一方平台,可谓一举两得。

  可以说,胡集书会的发生、发展及当下态势,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交通优势、生产方式、时间制度、娱乐传统、村落关系、艺术生态、江湖规矩,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变迁等因素紧密相关的。不了解这些,就不可能对胡集书会有一个准确的理解与阐释。而且,还要从胡集书会对于艺人和当地民众生活的意义出发,与对上述因素予以综合分析,透过一滴水来看世界。一滴水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透过某一个案,我们能够看到所映现出的大千世界。

  李海云:确实,像胡集书会这类乡村艺术活动,其产生首先是与农事节律、乡村时间制度的安排密切相关。6在华北地区,农业耕作多为一年两熟制,忙闲节奏分明,年节是最长的农闲时段。明确这一点,也就明白为什么年后至元宵节期间是华北庙会活动的频繁时段,是乡民艺术的集中展演时期。在传统的山东乡村,一进腊月,一些爱玩爱热闹的村民就会聚在一起敲锣打鼓,村里就“有了年味”;小年过后,被称为“热孙”的村民开始挨户募捐,张罗着搭台唱戏,村里的青壮年被组织起来,或排戏或演武或帮闲,一直持续到大年三十的“年夜饭”;春节期间一番拜年祭祖、走亲访友过后,各种艺术活动在各村落次第上演,按照村民的说法就是有了一出又一出的“耍景”,人们乐在其中流连忘返,不知不觉就到了吃“二月二那碗粘糕”的时候。开春时节,当然又是一番新景象,伴随着“人勤地不懒”等古老诫训,发生在年节期间的艺术盛会就暂告消歇了。

  这类乡民艺术传统,是基于村民内心中亲近自然、热爱生活的本性,而在乡村时间制度安排中获得合法性的,并在村落生活中承担一定的社会功能,因而仅仅从艺术本体的角度来理解就远远不够。在这里,大自然的神奇与神圣,艺术活动本身所特具的审美感染力,都透过村民的身心感受与交流实践,实现了与当下世俗生活的贯通。乡民艺术的特有韵味,应该在上述多种因素的交织中予以理解。

  张士闪:我注意到,一些学者的探索对于艺术学研究很具启发性。刘宗迪关于上古文献的研究,以天文观地时,以天解地,透过“层累”的上古文献,分析大自然的变动、人类对大自然的认知状况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如东夷部族参照天象物候而制定的“以鸟命官”政治制度,就是借助大自然的恒定性质,赋予其制度设置以天经地义般的权威等,都言之有据,令人耳目一新。赵世瑜在研究山西治水传统的时候,将区域地理状况与国家行政、地方制度等要素结合起来,比如开挖河渠时的地势、水势及主事者心中的考量等,将向来被当作先天性因素的地理“天时”,引入人与自然、国家与地方、神圣与世俗等多重逻辑的阐释框架中。施爱东以北京永定河西岸长辛店大街的地名来历传说为例,关注四种“传说”在历史上的相互竞争态势,认为这与明清时期此地长期作为驿站、官道、商旅通衢,还是人们进京、出京“歇脚之地”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上述研究,体现出一致的研究取向,那就是特别注重区域地理与社会人文之间的长期互动关系。

  我以为,基于自然地理的个体生计,长期磨合而成的群体风俗,与无处无时不在的生活政治,是我们解读乡民艺术活动时不可缺少的维度。刚才我们主要讨论了地理和风俗的问题,至于生活政治,是更为复杂的话题,牵涉到国家政治进程、地方社会发展与民间日常生活之间多重的互动关系。中国历史悠久,领土广袤,也是不能不考虑的因素。因为在不同的地方社会中,“国家化”进程情形不一,于是国家大一统进程中所显示出来的规范性力量,与地方社会发展中叠加、嵌套而成的“地方化”传统,以及一方民众祖祖辈辈繁衍生息中所呈现出来的散在而柔韧的“日常生活力量”,合力演出了一幕幕社会戏剧,或惊天动地,或堙没不彰。不过,也有惊天动地一时而终归沉寂者,也有堙没不彰良久而回声渐起者,不一而足。我们的田野研究,就是要将视线从艺术本体移向历史纵深处,移向社会的复杂面相,以田野的眼光看历史,以历史的眼光看田野,从各种人群时移势易的多元活用中观察和理解乡民艺术活动,虽然很难,但是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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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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