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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间记忆中的忧患意识
民间记忆反映的是民众的深层心理意识。“记忆可分为个体记忆和公共记忆。前者是个人或家庭的记忆，后者则有地域、文化、组织、阶层、年龄、少数族群和民族等之别。”[16]使一个族群形成公共记忆的事件必然是该族群所看重的事件，以故事的形式流传于民间的族群记忆必然是民众难以忘怀的经历。牛街回族处在天子脚下，生活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意识的都市环境，面对着更为复杂更为敏感的社会关系和民族关系。保持自己不同于主流社会的信仰习俗与生活方式，容易招致主流群体与最高管理阶层的疑虑与排斥。因此，《牛街的传说》等民间故事传递出回族民众对于生存环境的深层忧虑与对民族认同的情感期盼。
明朝政权比较注意维护民族团结，对清真寺采取保护政策，北京地区聚居的回族，多是在明朝时期迁居过来的。清朝初期则对京城回民进行了限制，政治上也比较排斥。[17]《冈志》记载的牛街回民受压事件有三件，除“奸细案”外，还有“踏鞋案”[18]和“赵家井案”[19]。后两个案子是由个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其结局是回民被官府打压。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的第四、五回也描述了一桩回汉冲突事件：汤知县为了立威，惩罚送牛肉的回民老师父，理由是为保护农业生产，官方法律禁止宰杀耕牛;但回民的饮食习惯就是食用牛羊肉，知县对此不予考虑和尊重。[20]处于强势地位的官方，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处理民俗差异带来的冲突。处于主流地位的民族有着更多的人数和更广的社会关系，随时有可能以强势姿态对待异己者;作为主流意识代表的官府也对保持独特文化的群体持警惕态度。在这种状况下，牛街回民处在保持自身文化特征与易被误会排斥的压力之中。
《牛街的传说》等涉及“康熙私访牛街”情节的民间故事，警示牛街回民：误会容易产生，应该规范礼俗，谨慎言行，避免麻烦。《牛街的传说》中的危机并非源于实质性的利益冲突，而仅仅是由于民俗文化的差异。生活在大都市环境中的回族人，面临着传承本族风俗文化和适应外部环境的两难。他们艰难地寻求这二者的平衡，抵抗着强大的外在环境力量，不时为自身的前途命运担忧。在提倡民族平等的今天，由于风俗习惯差异而进行的民族压迫已不复存在。但对于过去历史中民族生存处境的记忆，这些源于风俗差异的民族危机仍被民间文学所讲述，记录着牛街回民艰辛的发展历程。
生活在都市的少数民族族群，面临被现代化淹没民族特性的紧迫感。通过共同的民间历史记忆，激发历史认同与情感归属，是民间文学在今天所应具有的重要价值。《牛街的传说》记忆了牛街的历史事件，融入了京城回民的情感期待与生存智慧，是牛街人的文化财富，也是北京多元文化大家庭的宝贵财产。
注 释：
[1]主要参考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北京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北京卷》，第572-573页，中国ISBN中心1998年版。
[2]主要参考《北京风物传说》，第29-30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3]主要参考李树江主编：《回族民间故事集》，第139-14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编：《当代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汇编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及其档案集成第5辑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第70卷》，第217-218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另见牛街礼拜寺文化陈列室展示的圣旨牌匾内容。
[5]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刘东声，刘盛林注释：《北京牛街志书¾¾<冈志>》，第27-28页，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原注：厄鲁特犯顺：指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于康熙年间反清。噶尔丹于康熙三十五年为清兵所败，次年自杀。红帽回子：回子。是清朝对“回回”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其他少数民族带有侮辱性的称谓。新疆突厥族系的少数民族，像土耳其人一样习惯戴红色呢料的平顶圆帽，被称为红帽回回。赛义德：阿訇马腾云的阿拉伯文名字，回民习惯称为“经名”。
[6]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刘东声，刘盛林注释：《北京牛街志书¾¾-<冈志>》，第29页，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
[7]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刘东声，刘盛林注释：《北京牛街志书¾¾-<冈志>》，第29页，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
[8]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刘东声，刘盛林注释：《北京牛街志书¾¾-<冈志>》，第29页，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
[9]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刘东声，刘盛林注释，《北京牛街志书¾¾-<冈志>》，第30页，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
[10]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刘东声，刘盛林注释，《北京牛街志书¾¾-<冈志>》，第30页，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
[11]钟敬文：《钟敬文学术文化随笔》，第11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12]【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第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3]高丙中：《民间文化与公民社会：中国现代历程的文化研究》，第29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4]王东平：《纱灯巴巴故事：北京回族对于明时与朝廷关系的曲折回忆》，《回族研究》2009年第4期。
[15]马广德：《当代回族国家意识的民间表达》，《回族研究》2011年第2期。
[16]赵世瑜：《传承与记忆：民俗学者的学科本位》，《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
[17]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刘东声，刘盛林注释：《北京牛街志书¾¾<冈志>》，第2-3页，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
[18]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刘东声，刘盛林注释：《北京牛街志书¾¾<冈志>》，第28-29页，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
[19]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刘东声，刘盛林注释：《北京牛街志书¾¾<冈志>》，第54页，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
[20](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30-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简介：王卫华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夏心言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
（原载于：《民族文学研究》 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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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陈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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