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有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分;[11]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亦有史官所做的官方历史记载与民众保存的民间历史记忆之别。史官记载的历史属于上层文化，它受制于很多因素，但其一旦形成于笔墨，“白纸黑字”，即不可轻易改动。而作为民间历史记忆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故事，其口头创作、口头传播的方式，却使其传承者不断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情感倾向对故事进行再创作，其传播过程既是记忆历史，又是表达情感的方式。“讲故事是支持记忆、保存过去，激活以往体验乃至构建集体认同的一个根本要素。”[12]与历史事件相关的民间故事往往是选取自己感兴趣的情节，然后按自己的意愿加以改造，表现为选择性记忆与能动性改编的有机结合。

　　康熙三十三年的回民“奸细案”是牛街历史上的大事件。它会在牛街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尤其是皇帝颁发的基于保护原则的圣旨牌匾，更是牛街人历史的物质见证。普通民众无法直接在史书上留下自己的文字，但是他们用民间故事这种方式把历史保存于民间记忆中。《牛街的传说》对奸细案的借鉴与改造可用下表表示：

　　《牛街的传说》对《冈志》的借鉴与修改因素对比表

事件经过	《冈志》记载的奸细案件	《牛街的传说》所述事件	借鉴因素	差异
开端	葛尔丹奸细寄寓北京回民家，事发后牵连到回民。	某些官员对牛街礼拜习俗产生误会，认为是聚众谋反。	把回民与谋反联系起来。	志书记载的是确有谋反事，回民受牵连；民间故事中的事件起因是有人误会或故意陷害。
发展	涉案的众多回民被捕，牛街被戒严，一时风声鹤唳。尚书满丕建议剿灭回民。	相关官员奏请惩治回民。	危机中落井下石的人。（其他民族的官员）	志书记载中动用了国家机器，危机更深；故事中只是口头检举。
转折	皇帝认为不应诛连太多，命令只审查直接涉案者。	皇帝为了弄清事实，特意私访礼拜寺。	皇帝的开明扭转危险局面。	前者气氛十分紧张，全靠皇帝明智才使牛街免于一场灭顶之灾。后者气氛较为缓和，私访之举也有谐趣感。
结局	与“奸细事件”无关回民的危机解除。皇帝下发圣旨，安抚牛街回民，处置谋反者。	证实牛街回民并无异心，皇帝下发圣旨保护回民。	皇帝颁发圣旨保护回民的信仰习惯。	前者是严格审查后的分情况处置。后者是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

　　通过这个图表可以看出，民间故事对历史事件进行了选择性记忆，它采用了历史事件的大体框架，而后根据创作者的情感态度对构成事件的情节元素进行了主观性改编。对历史事件的选择和改编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对危机的淡化处理。故事保留了历史事件的矛盾主体——代表主流意识的官方与保持民族习俗的牛街人;但改变了引起矛盾的因素，减轻了矛盾的激烈程度，从而淡化了矛盾的严重性。

　　根据志书记载，康熙三十三年确实出现了意在反对清王朝统治的“奸细”，牛街人被牵连其中。但《牛街的传说》刻意回避了“奸细”的存在，代之以“礼拜集会”引起“误解”。

　　以“礼拜集会”代替“奸细”作为事件起因，显然是故事创作者刻意为之。这里的“集会”，具有符号化意义。它不单指穆斯林的宗教礼仪，更代表牛街人的生活方式，甚至表达着牛街人自主选择的群体归属意识。北京作为皇朝古都，其居民的身份是多元的，不同族群的民众生活在共同的都市化背景下。其理想的生存状态应该是各族群之间的相互尊重，“把尊重他人的价值观、尊重其他群体的文化特性作为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一种文化修养和道德规范。”[13]作为少数民族族群的牛街人，显然希望主流社会尊重自己的信仰选择与生活方式。“礼拜集会”即是牛街人生活方式的象征性表达。“奸细”的目的是颠覆既有社会秩序，生活方式的选择则不对任何群体构成威胁。因此，矛盾的起因在性质上起了变化，由尖锐对立变得平和舒缓。

　　志书中记载的事件局势极为紧张：牛街各巷口被官方封锁，即使去世者也不许出西便门安葬，只能草埋于附近的“乱冢”，所有人都“涕泣沐浴以候”，即做好被屠杀的准备。但民间故事中并没有出现这么危险的场景，而是让皇帝微服私访解除误会，以喜剧式的方式解决了矛盾。

　　《牛街的传说》对历史记忆的平和化处理，隐含着讲述者“息事宁人”的心态，也是一种生存智慧的体现。处于大都市核心区的牛街人，要和周围各族群民众共同生活交往于一方天地间，夸大历史上的不幸事件，尤其是与最高管理阶层相关的事件，必然使自身民众产生哀怨仇视心理，不能以正常心态面对生活;反过来也可能勾起其他族群新的歧视和不满。平抑历史中的矛盾，忘却历史的阴暗面，是牛街人面对多民族长期相处的形势，寻求自身安宁而不愿再因历史激起民族冲突的一种心理体现。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改编之处是对康熙角色功能的强化。

　　志书记载的核心事件是奸细案的产生与发展，民间故事的主体事件却是康熙皇帝的微服私访。事件的主题由牛街人被奸细所累曾经命悬一线，变为康熙帝对牛街的认可与保护。无论私访的事件是否真实存在过，传说所反映的皇帝与牛街亲密的关系、皇帝对回民的开明态度和真诚信任、皇帝运用权力给予牛街存在的合法性，都是牛街人亟须获得的论据，借以论证其存在及生活方式的合法性。

　　身处京城，皇权的庇护无疑是最理想的安全保障，所以《牛街的传说》的创作与传播者特别强调自己与皇帝的亲近关系。明代的筛海传说《纱灯巴巴传》亦表达了类似的皇帝与京城回族的密切关系。[14]回族是在元代大规模移民的基础上由多民族融合而形成的，从民族形成之初就具有国家意识，表现出对既有国家秩序的尊重。[15]在民间故事中，皇帝代表的不是一个个体的人，而是国家权威的象征。牛街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件重要活动是到清真寺参加礼拜，尽管礼拜的频率因人而异，有人每周礼拜五次，有人每周一次，也有人逢重要节日才到清真寺参加活动，但“礼拜”活动是牛街回民区别于非穆斯林民众的重要形式，其合法性需要强调。代表国家权威的皇帝以亲身经历来认可这一活动，显然是牛街人从情感上非常希望的;清真寺的圣旨牌匾是皇权对回民认可的有力物证。因此在民间故事中加入这一情节，并通过故事的重复讲述来形成集体记忆。讲述故事可以强化被都市话语淹没的民间历史记忆，而通过援引历史记忆即可证明当下生存方式的合法性。这是牛街进行自我保护、在大都市中确立自身地位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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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陈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