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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钟敬文等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进行了发掘，并较深入地进行了研究。以《粤风》为例，1918～1927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兴起了收集刊载民歌的运动，1922年创办了《歌谣》周刊，这期间顾颉刚和胡怀琛关注和评价了《粤风》。1927-1930年，中山大学创办了《民俗》周刊，其上刊登了众多壮、瑶、苗、毛南、彝等各族民歌。这期间钟敬文正在岭南大学，成了创办的主力。他把《粤风》中的粤歌和瑶歌重加标点和注释，由顾颉刚介绍给北京的朴社出版。之后，他又与岭南大学附中国文教员刘乾初翻译俍歌和僮歌(均为壮歌)为无韵新诗，以《俍僮情歌》之名于1927年夏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丛书之一在广州刊行。广州一时成了民俗和民间文学的中心。1930～1937年抗战前夕，闽、浙、川、苏(江苏)等省民俗学会或分会纷纷成立，会刊蜂起，刊载了大量民间故事、传说和民歌，其中有不少少数民族作品。这期间，顾颉刚、钟敬文、王鞠侯、容肇祖、乐嗣炳、叶德均、黄芝刚都先后就《粤风》发表文章，形成了一次《粤风》研究的高潮，并带动了对粤歌、苗歌、客家歌及其它民族民歌的研究，专门研究文章日益增多，渐引起国人对少数民族民歌的关注。惜抗战爆发，研究降温以至中断。这期间，广西还编辑出版了少数民族民歌集《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
关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研究，主要是评论和探讨《红楼梦》。不过当时一般作家都把《红楼梦》当作汉文学研究，极少提到满族。但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却从当时的中国社会和满族的上层生活来研究，多有高见。作者认为，《红楼梦》乃“清康熙朝政治小说”。文中考证影射虽不一一中的，但称“书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认为“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这部书的索隐大多牵强，被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批评为“未免近于穿凿”，但作者从汉族、满族上层切入来研究封建末世，却是个正确的方向。
其它受到关注的有老舍、沈从文、纳兰性德等人的作品。纳兰性德被誉为“国初第一词人”。[9]王国维给了他很高的评价：“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1936年上海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作家论》，所评论9位作家中包括了沈从文。其中苏雪林的《沈从文论》认为，沈氏题材的重要来源是湘西少数民族尤其苗族的生活，他详细地描绘了边城的风土人情，描写苗族的生活富于浪漫色彩，有一种浓重的令人感到陌生而神秘的地方色彩。苏文中把少数民族说成是“野蛮人”，留下了那个时代歧视少数民族的印记，实不可取。1936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刘西谓《咀华集》中，给沈从文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在《边城》中能把丑恶的材料提炼成无瑕的玉石。对萧乾《篱下集》的评价较高，认为他从《道旁》中走出儿童世界，把人们带到了人生大道，虽为童心未泯者呼吁，却充满了时代孤独者的沉思。对萧乾的浪漫主义文采多有赞誉。
以上探索虽然显得稀少而零碎，远未能勾画出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全貌，尤其对以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均未涉及，这是当时条件限制的必然结果。但这些研究和论述不乏精采之处，对于人们认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有着先导的作用，功不可没。
总体而言，1949年前，民族文学不被重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长期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锢了人们的思维，产生了种种偏见，使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文学遭到冷遇，从而也使中华文学及中华文学研究成了一种残缺的“一花独秀”。这种状况在当时是不可改变的，因为民族压迫歧视本是阶级压迫的延伸。只有新中国诞生，才有可能改变这种状态。不过，萌发状态的研究，也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一是通过少数学者的研究和介绍，引起了国人的注意，意识到了汉文学之外还存在一个少数民族文学的汪洋。再就是这些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为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诸多的启示，奠定了一些基础。同时也培养了一些人才，使我们在开国之初开展少数民族文学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时，就有一些民族文学事业的学术带头人，通过他们很快培养出新的专家群体，开创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
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发展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期。新中国一建立，少数民族文学工作就提到了日程上来，并把它作为新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50-6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不仅纳入国家规划，而且有了相应的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研究工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世纪末的最后几年，达到了相应的高度和深度，产生了一批质量较高的著作。民族文学的研究实际已成为一种事业。50年来，民族文学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50至60年代的奠基期。其中50年代初为建立民间文学研究会，开设民间文学课程，开始大规模搜集、整理、翻译民间文学作品初始期。50年代末到“文革”之前为开始编写单一民族文学史时期。第二阶段为“文革”时期的停滞期。除了中央民族学院等一些民族院校复课后语文系相关语文专业讲一些民间文学外，其它工作都停止了。部分人员被批斗，资料散失。第三个阶段为80至90年代的发展期。其中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为建立机构，恢复业务，继续编写单一民族文学史的恢复期；80年代中期至今为编写综合的民族文学史论专著，开办民族文学本科班，开展民族文学与汉文学关系研究的发展期和深化期。总之，5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都达到初步的繁荣。研究工作和人才培养的成就主要是：
(一)机构设置和学科建设成就。
1.机构设置。1950年3月，刚成立半年的新中国百废待举，党和政府即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郭沫若任第一届理事长。各省区也建立了分会(台湾暂缺)。宗旨是：“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文学、艺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并吸取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批判和抛弃它的落后部分，使之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80年代后期，该会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各民族地区分会担负培养和团结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工作者，组织领导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翻译、研究的任务。
1979年6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为国家一级学会。随后又相继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会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等群众性学术团体，部分省区还建立了相应分支机构。在它们的组织和带领下，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形成了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体优势。
同年9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宣告成立。该所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系统地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和现状，以促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从此，中国有了专门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最高研究机构，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一块里程碑。它与各省区、各高校的众多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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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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