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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科建设。新中国成立5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到高，为培养少数民族文学相关人才做出了很大贡献。
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乌兰夫为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院长，标志着少数民族最高学府的诞生。其后不久即开办了藏语班，这是后来语文系的起点，也是民族文学学科的生长点。
1951年6月17日中央民族学院正式开学后，在马学良教授主持下，立即开办了维吾尔、彝、纳西、苗、瑶、壮、布依等10个语言班，有的班次开始讲授民间文学。
1952年语文系成立，至50年代末，一共开设了20多个民族语文班，培养短训、大专、本科三个层次人才，各班都开设了民族民间文学课，少数班还讲授作家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正式成为大学课程。
60年代，语文系改为语言文学系，汉文学及民族文学课得到加强。1964年，该系的汉语言文学教研室升格为汉语系(今中文系)，其课程结构及培养目标与一般中文系有所区别，兼有培养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和创作人才的任务。
1978年，中央民族学院建立了藏缅语言文学、壮侗语言文学、苗瑶语言文学、蒙古语言文学、突厥语言文学、其它语言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7个硕士点，从此可以单独培养少数民族文学硕士生，标志着民族文学学科的正式确立，培养的人才规格也上了一个新台阶。
1980年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成立，语文系同时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学教研室，有了专门的教学和研究机构。
1981年，藏缅语言文学博士点诞生，从此少数民族文学有了博士生。
1987年6个语言文学硕士点和1个博士点合为一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点和博士点。范围扩大到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在原则上55个少数民族只要有博士生、硕士生导师，均可招生。
1993年中央民族学院升格为中央民族大学，次年春挂牌后成立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其下设有民族文学系，我国第一个民族文学系诞生。随后建立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民族文学学科学历达到了国家学历的制高点。
鉴于语言与文学关系密切，2000年8月语言系与文学系合并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任务不变。
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也先后建立了硕士点和博士点。与此同时，中南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及各省区民族学院、民族地区其它高等院校，凡建立了相应硕士点和博士点的，也都在培养少数民族文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民族文学学科的建设是一项破天荒的事业，它所培养的人才，有的成为研究民族文学的专家教授，有的成为刊物编辑，有的成为作家诗人，有的成为翻译家，人才经济，成绩很大。
(二)搜集、整理、翻译成就。
50年代，国家处于经济恢复时期，政府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毅然拨出专款组织大规模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当时提出的方针是：“全面搜集，重点整理”。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民间文学工作，由五个“方面军”组成：
1.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及各省区分会，这是主力和组织者。各县(旗)文化馆、乡(社)文化站组织力量配合。调查组深入民族地区边远村寨，不顾虎啸狼嚎和毒蛇横路，寻访民间歌手、歌师、歌王、故事家、毕摩、阿肯等艺人，用国际音标、民族文字或汉文记录民间口头作品，搜集拓片、手抄本、孤本、残本、异文、碑文，获得了大量的极其宝贵的材料。工作持续到1958年达到高潮。此后3年困难时期中断，60年代中期前有所恢复。
2.语言调查组。始于1950年，当时中央派出4个民族访问团，成员中配有语言工作者和语言学家。1951年，中央正式组建民族语言调查组赴10多个民族中调查。1955年又增加了一批。主要任务是为民族识别做准备。1956年为改革和创造民族文字，中央民委和中科院又组织了由700多人组成的7个语言调查工作队，分赴全国民族地区调查。由于不少语言材料来自文学作品，各调查队都带回了一批文学材料，可作语言、文学两用。
3.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队。1956年由中央民委(国家民委前身)组织，分为内蒙古、广西、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等8个组。1958年增加到16个组。成员最多时达到1000多人，加上地方各级工作人员达到2000多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基本奠定了今天的55个民族格局。各调查队于1964年写出资料340多种，2900多万字，档案及文献摘录100多种，1500多万字，其中包括相当一批文学材料。
4.实习队。中央民族大学和地方民族学院以及民族地区相关院校的语文系、中文系的实习队，都有记录、搜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任务。以中央民族大学而言，每次实习都带回材料，积累几十年，数量可观。
5.专门调查组。如《格萨尔》组、《玛纳斯》组、《阿诗玛》组、《创世纪》组、《刘三姐》组、《壮族文学史》组，等等。搜集了大批相关文学资料。如《玛纳斯》50年代就开始零星搜集。1961年大规模搜集时，中央民族学院柯尔克孜语班学生大都是其中主力(其中多数人后来终生从事《玛纳斯》搜集、翻译和研究)。30多年过去，该史诗8部20多万行已全部记录完毕，加异文资料总数达60多万行，为世界上最完备的《玛纳斯》资料。《格萨尔》的搜集几乎动员了几个省区的相关力量，至今收到的资料达200多万行。
上述工作在“文革”中中断，80年代再次掀起高潮。1981年，中共中央责成国务院成立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并于当年9月下发文件，并批转了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起草的国家民委文件：《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指示》。古籍搜集整理再掀热潮。
整理、翻译工作成绩巨大，资料本几如汗牛充栋，推广本很多，其中三大史诗已出版了多种民族文字版本。仅《格萨尔》已录制艺人演唱磁带2200盘，出版藏文版书47部。其它如《阿诗玛》(彝)、《创世纪》(纳西)、《娥并与桑络》(傣)、《布洛陀经诗》(壮)、《指路经》(彝)、《苗族古歌》(苗)、《密洛陀》(瑶)、《古谢经》(布依)等等一大批成果，都已在国内外产生影响。过去世界闻名的史诗如《伊利亚特》24卷15693行；《奥德赛》24卷12000行；《罗摩衍那》7卷4000颂(双行诗)48000行；《摩诃婆罗多》共18篇107000颂，214000行，它们和《格萨尔》的100多万行相比，无法望其项背。世界最长的民间长诗在中国，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截至90年代末，已出版的民族民间文学各种本子已达数千种之多。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于1984年共同发出的《关于编篡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的通知》，目的在于将历年搜集到的材料整理面世。卷数最少的《中国谚语集成》为31卷，每卷150万字左右，总计达4000多万字，其中少数民族文学材料在相关民族地区各种卷本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成绩巨大，可见一斑。
这样大规模的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搜集整理，只有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才有可能实现。这一史无前例的事业，闪耀着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光辉。国际友人对此羡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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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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