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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萍]女性的社会发展及其文化多样性
  作者:董晓萍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3-10 | 点击数:4353
 

  钟敬文是我国现代史上的著名诗人、散文家和作家,同时是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家。在他身上充满了诗人的气质。诗人正是我国这个文化大国的盛产,女性尤其是诗歌的宠儿,这在钟敬文的诗中绝不乏见,他经常将这类诗性的比喻用在散文写作中,使其散文如诗。他有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西湖的雪景》,将西湖比做女性,让我们能顺着他的写法走进他的文化审美观:

  (观海亭的)石阶上下都厚厚地堆满了水沫似的雪,亭前的树上,雪著得很重,在雪的下层并结了冰块。旁边有几株山茶花,正在艳开着粉红色的花朵。那花朵有些堕下来的,半掩在雪花里,红白相映,色彩灿然,使我们感到华而不俗,清而不寒;因而联忆起那“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佳人来。

  这让我们想起苏轼把西湖比作美人西施的妙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不过这里的女子是化妆的。我们还会想起李太白将杨贵妃比作“云想衣裳花想容”,这里的女子是穿着华贵的霓裳服饰的,美女与华服在春光中映照,比得上天上的仙女下凡。我们还会想起白居易将琵琶女操作乐器的高超技术比作“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表演,白居易还说自己虽贵为政府官员,然而在仕途逆境中邂逅这位漂泊女子,也会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受。这时以白居易的心境和时代,哪里会产生性别她者之念?他只是在一次偶然进入的表演氛围中思考文人与女性的社会相遇。

  在我国文学文化传统中,经常用女性作比喻,认识山川日月、彩虹云霞和一些社会活动现象,将女人与迷人的自然现象、多变的生活事件、不平凡的物质操演与家庭社会组织相联系。这种拿来相比的思路,正是一种处理文化传统并使之符号化的过程。它使用的是一种神话传说的概念,传承的是一种历史文化逻辑及其性质,不是讲政治、阶级和权力的社会管理逻辑和国家机器逻辑。

  (二)性别她者的社会角色

  在钟敬文笔下的女性群体中,几乎没有母亲。在他发表的大量散文中,提到“母亲”的只有3处,还有2处都是别人的母亲。他唯一一次写自己的“母亲”,是在痛悼亡兄的诔文中提到的:

  你患咯血的症,于今三年了。家人——尤其年过半百的母亲——日夜为你忧虑着。因为看过患这种症候的,十人中没有一二能长活;而且死期之速,是很可预料而惊愕的。你现在终于死去了。家人的哀思苦泪,何时才会休止呢?

  这时的母亲,是作家儿子心中的情感主角,决不是西方人的“性别他者”概念所讲的社会边缘化的母亲。但钟敬文始终没有写过母亲是否美貌,没有写过母亲怎样梳洗打扮,只写了母亲的家庭角色和母爱的特质。母亲是“家人的哀思苦泪”的群体中的一个,母亲处于母子关系的中心位置。季羡林写母亲的形象也是模糊的,没有美貌,只有骨血之情。

  我在她身边只呆到六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呆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在前辈的散文中,写母亲与自己的情感和理智距离很近,是在写人,除了钟敬文和季羡林,朱德写《我的母亲》也如此。写母亲与自己距离遥远、形象模糊而理智清晰是在写神,如季羡林,晚年的季羡林把母亲放到了宇宙构造中,把母亲神话化了。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最近几年以来,我每次想到母亲,眼前总浮现出一张山水画:低低的一片山丘,上面修建了一座亭子,周围植绿竹十余竿,幼树十几株,地上有青草。按道理,这样一幅画的底色应该是微绿加微黄,宛然一幅元人倪云林的小画。然而我眼前的这幅画整幅显出了淡红色,这样一个地方,在宇宙间是找不到的。可是,我每次一想母亲,这幅画便飘然出现,到现在已经出现过许多许多次,从来没有一点改变。胡为而来哉!恐怕永远也不会找到答案的。也或许是说,在这一幅小画上的我的母亲,在这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际,让这一幅小画告诫我,永远不要停顿,要永远向前,千万不能满足于当前自己已经获得的这一点小小的成就。要前进。再前进。永不停息。

  季羡林幼年被过继给没有儿子的大伯家,自6岁离家后再也没见过母亲。他对于母亲,写不出容貌,写不出衣饰,写不出任何细节。他回忆母亲必须是从文化传统上进行的,因为过继是中国古老的家族文化,家族中的长子承担繁衍后代的责任,如果没有儿子,就要从兄弟家庭中的长子中过继。因为季羡林大伯无子,所以尽管季羡林是家中独生子,但按照家族规矩,他也得过继给其大伯做儿子。这种事对于过继儿童的亲生父母和儿童来说,在生理上都是十分痛苦的,在情感上是悲剧性的,但在文化上又是合理的。于是季羡林写了母亲在文化上是怎样一个深明大义的女性,她最后用生命维护了儿子的社会成功。这种母亲对失去儿子的思念的忍受,是超越普通母亲的、超越日常需求的,于是这种女性就成了神。对神话思维的采用,可以让作者打破任何阶级、阶层、地位、学历和头衔的界限,尽情抒发虔诚的敬意。对这种构思,民俗学和社会学理论有很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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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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