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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萍]女性的社会发展及其文化多样性
  作者:董晓萍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3-10 | 点击数:10211
 

摘要:西方的女性评价经历了从性化到性别他者的变化,而中国的女性评价(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则经历了由性别她者到性别他者,再到身份她者的转变。二者差别是由中西不同社会文化背景造成的。在中国,对女性的社会评价不如文化评价那样稳定,而文化评价更依赖历史传统和文化多样性,且可以给女性的社会发展及其相应影响性评价提供多样化的方式,有利于女性选择多种发展途径。目前民俗学、社会学和社会性别学都缺乏这种理论成果,但采用个案法进行研究可发现这个特点。在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建设中,构建女性的社会发展模式,应考虑中西女性评价的差异,将女性的性别差异、社会条件与文化评价传统加以综合考虑,使女性发展的选择获得社会评价与文化评价的双重合理性,以利于女性就业、事业与人生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性别她者;性别他者;身份她者;社会发展;文化多样性


  我国当代社会性别研究有一种用西方框架套用中国女性研究的倾向,结果往往把女性发展的问题界定为社会评价问题,其实这是不大符合中国实际的。仅从中国现代史上看,与女性发展相关的问题,就不仅是社会评价问题,还有深远的文化问题,并且中国文化不是单一的,而是由上、中、下三层文化共同构成的,这是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五四以来的一批男性学者对女性的描述,就有这种文化复杂性。本文主要利用钟敬文和季羡林的散文资料,从民俗学、社会学和社会性别学综合研究的角度出发,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对这个问题展开初步的探讨。本文同时使用作者所经历的西方女性教育过程的资料,适当进行中西女性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

  本文拟通过个案比较分析提出一个观点,即这批资料对女性问题的认知和表达,经历了从性别她者、到性别他者、再到身份她者的不同思想阶段。以留日的钟敬文和留德的季羡林为例,两位学者有扎根古今的深厚学养,有海外留学的开阔视野,有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社会理想,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思想决定了他们谈论中国女性问题的立场是中国立场。然而,我们通过比较个案资料和相关历史资料也能看出,在中国,对女性的社会评价远不如文化评价那样稳定,而文化评价更依赖于历史传统和文化多样性。因此,在现代社会,如何根据中国实际,构建女性的社会发展模式,使女性发展获得社会评价与文化评价的双重合理性,促进女性社会发展的良性运行,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

一、性别她者

  20世纪以来,中西学者对女性发展的社会模式有多种看法,但有两个基本概念要搞清楚,即“性化”与“性别他者”。“性化”,是西方人喜欢谈论的观点,它从心理学和教育学入手讨论女性发展的概念,要求从女性幼年的家庭教育开始,对女性进行性别意识的内化渗透,使女性注重个体的生理特征和外表形象,但这种观点忽略集体性和社会活动,使女性在社会评价上呈现弱势。从今天的角度看,适度的性化教育对女性的成长是必要的,但同时还要进行社会教育和文化教育,才能使女性得到全面健康的发展。“性别他者”的观点也来自西方,它将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引入女性研究,原指男性把女性当作“他者”,放在社会的边缘位置上,男性占据社会主体地位。这种观点的好处,是已不再单纯从性化角度去看待女性问题,而是关注与女性发展相关的社会政治、社会政策和妇女儿童利益等问题,这对于推进女性研究和制定正确的社会性别政策是有帮助的。

  我国当代的社会性别学研究不乏对性别他者的观点和方法的借鉴,但这种研究的结果经常是按中国学者的个人理解去解释西方概念,并不大理会西方概念的原意,同时也不大关注中国女性资料的特殊性。这种借鉴貌似自圆其说、却并没有对中西相似性中的差异面做仔细的考察和分析,这就会影响到研究的深入程度。

  中国女性的发展也不都是社会问题,还有文化问题,而且文化是多元的,是有历史传统的。在诸多文化模式中,女性发展的社会条件也许不足,但其文化资源充分,女性照样能得到个人与社会皆相得的发展。在这类文化评价框架中,适用于中国女性发展的研究概念,准确地说,就不是“性别他者”,而是“性别她者”。自五四时期以后,我国许多男女学者,特别是占主流地位的男性学者,接受了新文化观和新价值观,进入对“性别她者”的描述和讨论,这方面的资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钟敬文是从五四走来的男性学者,他曾以女性歌谣(《看见她》),女性神话(女娲)、女性传说(刘三姐)和女性故事(天鹅处女)为对象,建立了成功的研究个案。季羡林对女性的描述与他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的社会改革思想和进步文化观念经常是通过女性观表达出来。他们对女性问题的看法也有共同点,就是都缺乏性化的概念和性化的评价,这是他们与西方人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对女性的认识经历了两阶段,即从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视角进行女性角色的文化评价,与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视角进行女性发展能力评价。本文为了研究的方便,姑且用“性别她者”和“性别他者”的两个概念来概括这两种转型特征。他们与从五四过来的其他前辈学者一样,都有这种思想倾向,因此,研究他们的著作中的女性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性别她者的文化符号

  钟敬文那一代五四学者是文史哲贯通的大家。他们泡在中国国学中,又接触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同时承担了开辟中国现代学术的使命,这使他们容易将目光集中到既有社会性、又有文化性,既很国际化、又有封闭性的女性问题上。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发现,他们发表女性观,既是新理性的阐发,又是进步情感的投射。这种情理兼备的新思想倾向的创作形象,正好由他们的人生中某些被他们认为重要的女性担当;而这种新型创作的文体承载者便是散文。换句话说,他们散文中的女性往往是他们身边的女性。他们的现代学术思想越是被建设,这些女性越是被表扬。这种表扬恰恰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丰厚产出,而不是西方的舶来品,在此称为“性别她者”。所谓性别她者,指学者评价女性观念和行为逻辑的思想观点,并不是一种社会利益和物质欲望的集合体,而是一种文化构成。由学者的历史背景和生活基础所决定,这种“性别她者”概念的内涵,由神话逻辑、诗学思维及其文化符号组成,其实正是民俗学与社会性别学的交叉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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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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