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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勃]寺庙与北京居民的休闲生活
  作者:张勃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2-23 | 点击数:4557
 

  二、寺庙与近代以前北京居民的休闲生活

  遍布在北京地区的寺庙,规模有大有小,既有敕建,也有私建,它们是北京居民宗教信仰活动的当然场所,同时也是他们的重要休闲之地,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作为平时游览和游憩之地

  自古名山僧占多。北京的寺庙许多建在山林和风景优美之处,随形依势构建庭园,本身成为风景胜地的有机组成部分;有些则讲究布局和造景,或植以树木花卉,或叠以山石,或导以泉流,巧妙利用空间,修建台榭亭池,以达到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效果,兼以地近神佛,具有自己的人文特色,往往成为游览型寺庙,即“在宗教节日以外的时间里具有较强的观赏游览功能,不以所处山景、水景地为吸引力来源的寺庙”。[10]已有学者对明清时期的游览型寺庙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认为明代有游览型寺庙65处,包括崇国寺、龙华寺、千佛寺、大隆福寺、明因寺、法藏寺、报国寺、长椿寺、悯忠寺、韦公寺、天甯寺、石磴庵、双塔寺、鹫峰寺、白塔寺、极乐寺、真觉寺、万寿寺、双林寺、慈慧寺、摩诃庵、皇姑寺、慈寿寺、法云寺、碧云寺、卧佛寺、嘉禧寺、功德寺、大佛寺、通州燃灯佛塔、金刚寺、三圣庵、隆安寺、雀儿庵、玉岩寺、维摩庵、石佛废寺、广恩寺、观世音大士禅院、德胜关土城寺、月河梵院、正觉寺、仁寿寺、普济寺、真空寺、报恩寺、法藏庵、三元寺、广通寺、灵济宫、显灵宫、东岳庙、朝天宫、白云观、平谷延祥观柏、混元灵应宫、嘉兴观、正阳门关帝庙、火神庙、城隍庙、天坛北药王庙、帝王庙、巡河厂、海印寺(慈恩寺)。清代游览型寺庙有93所,其中清代新出现的为66所。[11]

  游览寺庙,有时是一人独往,有时是与朋友结伴而行。明清时留下的大量诗作都显示了结伴游庙现象的普遍。如韩四维的《夏雨同文湛持诸公集金刚寺》、于慎行的《夏日同张洪阳憩龙华寺》、何景明的《同冯光禄登慈仁寺阁》等等,都是明证。

  以寺庙为游览之地者,文人格外值得一提,很多时候他们到寺庙就是为了寻找一块安静之地,所谓“坐寻静处入僧家”,在寺庙中或看月,或闲坐,或与僧人聊天,或看僧人功课,或听梵音松涛,并从中感受生命的闲适与自由。余延吉的《游千佛寺》诗云:“城北天开选佛场,松涛声合梵音长。千层瓣涌毗卢座,万里函来舍利光。紫极有祥香出内,黄昏无爽课随堂。蒲团一息何年得,暂过僧房世虑忘。”诗人耳听松涛梵音,眼观毗卢座舍利光,又有香气扑鼻,从而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淡忘了世俗的担心和忧愁。“暂过僧房世虑忘”正是许多文人游览寺庙的目的。

  文人们也会在寺庙中饮酒作乐,消夏避暑,同样获得心灵的愉悦。袁宏道的《崇国寺葡萄园同黄平倩诸君剧饮》和袁宗道的《夏日黄平倩邀饮崇国寺葡萄林》都用诗歌描写了他们在崇国寺葡萄林参加的一次聚会。这次聚会时值夏日,天上片片白云飘浮,地上葡萄叶绿果熟,蝉鸣阵阵,泉水淙淙,大家“依岸排绳床,禅玄入诙谑。煎葵带露烹,摘茶拣水瀹”。不过,此次活动令当事人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喝酒。在袁宗道的笔下,“拇陈分两曹,奋爪相掷搏。觥小罚已深,取钵代杯杓”。在袁宏道的笔下,“流水成醩醨,须鬓沾苔藓。侍立尽酲颠,不辨杯与盏”。大家喝得酣畅淋漓,十分尽兴,于是“三伏此中消,万卷束高阁”。“三伏此中消,万卷束高阁”中所蕴含的,正是一种闲适悠然的逍遥自在状态。

  不过,以寺庙为游览之地者,绝不限于文人士子。以北京城内现存最古老的佛寺之一法源寺为例,寺多花木,素有“花之寺”的雅称,唐松宋柏和高大的银杏树巍然屹立,花中佳品则有海棠、牡丹、菊花、丁香等。花开时节,惊动京城,前来游观的人络绎不绝,清人黄景仁有《恼花篇时寓法源寺》诗云:“寺南不合花几树,闹春冠盖屯如蜂。遽令禅窟变尘衖,晓钟未打声隆隆。”又清代《竹枝词》也咏道:“悯忠寺里菊花开,招惹游人得得来。”这些令安静的寺庙变为热闹尘巷的游人,其身份应该是相当复杂的。

  除了作为游览之地,由于许多寺庙是游览线路上的重要节点,有些还承担旅店的职能,清人李若虹《朝市丛载》就记载了当时北京有庙寓31处。这些寺庙遂成为游人的栖憩之所。比如明代的金刚寺,“背湖水,面曲巷”,“士大夫看莲北湖,来憩寺中,僧竟日迎送,接谭世事,折旋优娴,方内外无少差别”[12]30。龙华寺,明代成化三年锦衣卫指挥佥事万贵创建而成,宪宗亲自赐额曰“龙华寺”。寺的规模不大,但自有特色,“寺之规,必择方外贤者主方丈事。佛二六时之香灯,僧日中之粥饭,晨昏之钟鼓,二时之课诵,皆修洁,不间不爽也”[12]37。那时,龙华寺外有稻田千亩,南方游子常来这里,于朝暮钟鼓诵经声中,看稻田,闻稻香,安慰客居京城的乡愁。北方士人同样愿意在此小憩。于慎行《夏日同张洪阳憩龙华寺》诗云:“同过湖上寺,伏日坐清凉。……小借支公榻,于于午梦长。”就反映了这一点。

  (二)作为岁时节日休闲娱乐的重要活动场所

  岁时节日是在岁时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特定民俗活动的非常时日,通过其“非常性”与常日区别开来,并获得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节日的非常性体现在名称的特殊性、在历法上所处位置的特殊性、活动的特殊性、活动空间的特殊性以及情感与体验的特殊性等方面。[13]北京的岁时节日数量较多,明末陆启浤的《北京岁华记》记载了当时北京的主要岁时节日有元旦、灯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十月朔、冬至等。[14]到了清朝,这些节日依然在北京居民的生活里占据着重要地位。这可从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和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的记述中看得非常清楚。这些岁时节日的习俗活动十分丰富,其中许多是在户外进行,并具有明显的休闲娱乐性质,寺庙则是户外习俗活动展开的重要空间。

  比如,正月元旦为岁首,是北京居民最重要的岁时节日,标志性时间在每年的正月初一,但一般从旧年腊月初八就拉开了序幕,一直到元宵节(灯节)后才结束。明代北京人十分重视新年伊始时到东岳庙烧香、赛放炮杖,到白塔寺绕塔。书载“岁元旦,士女绕塔,履屣相蹑,至灯市盛乃歇”。[12]69到了清朝,寺庙依然在元旦习俗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正月初八日传说为诸星下界的日子,“观寺释道亦将施主檀越年命星庚记注,于是夕受香仪,代具纸疏云马,为坛而祭,习以为常”。又元旦期间人们多出去游玩:

  如内城驯象所看象舞,自鸣钟听韶乐,曹公观演教势,白塔寺打秋千者,不一而足。至若皇城内,兔儿山,大光明殿,刘元塑元都圣境,金鳌玉栋桥头南望万善殿,北望五龙亭,承光殿下,昭景门东,睹宫阙之巍峨,见楼台之隐约,如登海外三山矣。[15]8

  这里提到的曹公观、白塔寺、大光明殿、万善殿、承光殿等,均与宗教信仰有关。

  “逛厂”更是京城居民元旦期间的重要活动。厂指厂甸,是以琉璃厂的十字街为中心,包括火神庙、土地庙、吕祖祠等多个寺庙和海王村在内的集市,方朔《厂肆诗》云:

  都门当岁首,街衢多寂静,惟有琉璃厂外二里长,终朝车马时驰骋。厂东门,秦碑汉帖如云屯;厂西门,书籍笺素家家新。桥上杂技无不有,可嫌不见何戏惟喧声。抟土人物饰绣服,剪彩花卉安泥盆。纸鸢能作美人与甲士,儿童之马皆为灯。一沟两岸香车满,与人拥处惟余喘。未解来意亦何为,油壁珠帘趺至晚。寸土尽地皆黄金,火神庙前摊如星……[16]

  厂甸,廛肆林立,百货云集,又有各种吃食,是北京居民新正游乐的胜地,火神庙、土地庙、吕祖祠则为其提供了重要的场所。

  再如二月十二日为花朝节,“幽人韵士,赋诗唱和。春早时赏牡丹,惟天坛南北廊、永定门内张园及房山僧舍者最胜。”[15]14-15可见花朝节赏花也少不了到寺庙中去。

  九月九日重阳节,有登高之俗,明代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登高地点,“香山诸山,高山也;法藏寺,高塔也;显灵宫、报国寺,高阁也”[12]69。可见寺庙的重要性。清代,寺庙依然是重阳节的重要活动空间。《燕京岁时记》载:

  京师谓重阳为九月九。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士提壶携榼,出郭登高。南则在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城等处,远则西山八刹等处。赋诗饮酒,烤肉分糕,洵一时之快事也。[17]78-79

  其中所提地名,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西山八刹、清净化城,均为寺庙、寺庙中的建筑或寺庙所在地。《帝京岁时纪胜》提到重阳登高之地两处,均为寺庙,即阜成门外真觉寺和左安门内法藏寺。

  总之,在不少岁时节日中,寺庙都为京城居民提供了活动空间,成为他们节日休闲的主要户外场所。不仅如此,许多寺庙还会在节日期间举行专门的活动,以迎合居民的节俗需求,也藉此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从而形成岁时节日期间的庙会活动。逛庙看会,参加寺庙活动则成为京城居民岁时节日生活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方式,并为其带来感官和精神上的双重满足。

  比如正月初二京城居民有祭财神之俗,很多人会到广安门外的五显财神庙焚香借元宝,据说“借之则财旺”,财神庙里则会预先备好元宝,于是“倾城男妇,均于半夜,候城趋出,借元宝而归”。[18]大钟寺(觉生寺)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初十有庙会,“游人坌集,士女如云。长安少年多驰骤车马以为乐,超尘逐电,劳瘁不辞。一骑之费,有贵至数百金者。”[17]50又正月京城有打鬼习俗。《燕京岁时记》载:

  打鬼本西域佛法,并非怪异,即古者九门观傩之遗风,亦所以禳除不祥也。每至打鬼,各喇嘛僧等扮演诸天神将以驱逐邪魔,都人观者甚众,有万家空巷之风。朝廷重佛法,特遣一散秩大臣以临之,亦圣人朝服阼阶之命意。打鬼日期,黄寺在十五日,黑寺在二十三日,雍和宫在三十日。[17]49

  《京都风俗志》对黄寺打鬼有更详细的记录:

  廿三日,德胜门外土城关东北玄慈度寺,俗呼黑寺,黄衣番僧,诵经送祟,谓之“打鬼”。城中男女,出郭争观,寺前教场,游人蚁聚云屯。又有买卖赶趁,香茶食果,及彩妆傀儡,纸鸢竹马,串鼓蝴蝶,琐碎戏具,以诱悦童曹者,在在成市。至时僧众出寺,装扮牛头鹿面,星宿妖魔等像,旗旛伞扇,拥护如天神,与钟鼓法器之声,聒耳炫目。其扮妖魔像者,皆番僧少年者数人,手执短柄长尾鞭,奔向稠人中乱击之,无赖者谑语戏骂,以激其怒,而僧奔击尤急,以博众笑。喧闹移时,黄衣归寺,则游人星散,紫陌飞尘,轻车驷观,鱼贯入城,而日已近山矣。其浪荡之人,或藉看打鬼为名,往往潜入青楼耳。[19]39

  从上述记录可以看到打鬼不再是神圣的宗教仪式,而成为“以博众笑”的游戏活动,它与“买卖赶趁,香茶食果”、儿童玩具一起,营造了一个“喧闹移时”的休闲娱乐时空。

  再如二月初一俗信是太阳生辰,京城居民有用太阳糕祭祀太阳的做法,这天左安门内的“太阳宫等处修崇醮事”[19]43,“都人结侣携觞,往游竟日”。[15]14七月十五是中元节,诸多寺庙都建有盂兰盆会,并于当夜在水里放河灯。

  (三)作为一般庙会的缘起与核心活动场域

  这里所说一般庙会是与上述岁时节日期间的庙会相对而言的。岁时节日期间的庙会,无论是庙会时间,还是庙会活动,都依附于岁时节日,受岁时节日习俗规则的制约和引导,服务于人们的岁时节日诉求,因而是岁时节日活动的组成部分。一般庙会则相对独立,其自身就是目的。按照赵世瑜的说法:

  庙会的出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宗教繁荣,寺庙广建,而且宗教活动日益丰富多采;二是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商业活动增加,城镇墟集增加。实际上庙会之发展也有赖于这两个条件。[20]

  北京庙多,庙会也多。一般认为北京庙会出现于元代,当时白云观、西镇国寺,以及东岳庙都已有庙会,标志性时间分别为正月十九、二月初八和三月二十八。到了明代,庙会普遍兴起,既有一年一度的庙会,也有每月开放数次的庙会。内城正阳门关帝庙、都城隍庙,外城的南药王庙、都土地庙,郊外的马驹桥碧霞元君祠、中顶、西顶都陆续开庙。到了清代,庙会更加兴盛。根据《燕京岁时记》和《帝京岁时纪胜》的记载,清代的一般庙会达数十个之多,其中包括商贸性很强的庙市。参见下面的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清朝时期北京庙会密集,这一方面体现在时间上,几乎每天都有庙会(庙寺),上半年更加集中,同一个时间段往往有几个庙会同时举行;另一方面体现在空间分布上,不仅北京城内有庙会,郊外也有庙会。这些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密集的庙会为北京居民的普遍参与提供了可能。

表1《燕京岁时记》和《帝京岁时纪胜》所记清代庙会一览表 

  这些庙会,从活动内容上看,有信仰色彩重者,以进香拜庙敬神活动为主;有娱乐色彩重者,曾有人概括为“借佛游春”;[21]有商贸色彩重者,商业活动丰富,《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的庙市,如都城隍庙、大隆福寺、护国寺、花市、都土地庙等,都是商贸色彩重者,从“庙市”的称谓上也可看出其性质和特点。不过,尽管不同的庙会、庙市多有自己的特点,但都不乏娱乐性。那些“借佛游春”性质的庙会娱乐性更强,乃至具有了一定的狂欢色彩。如白云观庙会时,“车马喧阗,游人络绎。或轻裘缓带簇雕鞍,较射锦城濠畔;或凤管鸾箫敲玉版,高歌紫陌村头。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归许多烂醉之神仙矣”[15]12。蟠桃宫庙会时,“都人治酌呼从,联镰飞鞚,游览于此。长堤纵马,飞花箭洒绿杨坡;夹岸联觞,醉酒人眠芳草地”[15]16-17。人们醉心于游戏乐舞,走马射箭,放歌纵酒,是休闲娱乐的典型表现。

  传统社会的北京缺乏现代社会的公园等休闲娱乐空间,但依附于岁时节日的庙会或者定期举行的一般庙会频繁且有规则地分布在一年之中,从而周期性为寺庙及其周边区域提供了诸多“非常性”活动,兼以庙会空间高度开放,与平时寺庙更受文人士子青睐相比,庙会吸引了更广泛的人众,上至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妓女乞丐,均参与其中,且彼此都可以成为对方眼中的风景。因此庙会就成为北京居民最重要的休闲娱乐空间。在庙会上,人们可以向神灵表达诉求或还愿,可以看到精彩的戏剧演出,戏剧演出名义上是献给神灵的,事实上则成为娱人的节目,如春秋仲月在文昌祠、精忠庙、金陵庄、梨园馆及各省乡祠举行的惜字会,“献供演戏,动聚千人”[15]14。在庙会上,人们还可以参加或者围观仪式和各种游戏活动,可以见到甚至买到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可以欣赏美丽的风景,甚至庙会进香过程本身也充满乐趣。比如六月初一,各行铺户攒聚香会,到右安门外中顶进香,“一路河池赏莲,萧鼓弦歌,喧呼竟日”[15]25。

  寺庙是传统社会北京居民的重要休闲空间,游庙和逛庙会是北京居民休闲生活的重要方式和内容,从个人角度而言,游庙和逛庙会则构成了个人休闲生活的重要部分。这可以从清末一位叫穆齐贤的镶蓝旗人那里得到证明。穆齐贤的日记《闲窗录梦》记载了自己及亲友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从中可见每年他与亲友去寺庙的状况。只可惜日记佚失较多,目前所见仅存道光九年(1829年)全年和道光八年、十年、十五年部分日记。据统计,仅道光八年正月至七月间,穆齐贤自己或与家人朋友一起去寺庙(庙会)的天数就达29天之多,其中还有一天就去三个寺庙的情况,涉及城内外寺庙10余个,详见表2。

表2 道光八年正月初一至七月廿九日穆齐贤及亲友寺庙行迹一览表[22]  

  穆齐贤及其亲友的寺庙行迹,鲜明地揭示出个人和家庭的休闲娱乐生活如何与寺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进入民国时期,现代意义上的公园、百货商场等公共场所在北京陆续建成开放,传统宗教文化总体上呈衰退之势,但是北京的庙会依然盛行。根据王秉成等人的调查,20世纪40年代,每月开三次的寺庙有5个,即土地庙、花市集、白塔寺、护国寺、隆福寺,与之前不同的是开庙时间变成了以国历(阳历)为依据;每月开两次的寺庙有11个,即吕祖观、吕祖阁、吕祖祠、南药王庙、东药王庙、北药王庙、东岳庙、九天宫、十八狱、关帝庙和财神庙;每年开三次的寺庙有1个,即江南城隍庙;每年开两次的庙会有3个,即海王村公园、雍和宫、白云观;每年开一次的寺庙有16个,即太阳宫、蟠桃宫、卧佛寺、都城隍庙、善果寺、灶君庙、大钟寺、铁塔寺、妙峰山、黄寺、黑寺、东顶、南顶、西顶、北顶和中顶。[23]总计开庙的寺庙36所,庙会约470次。毋庸置疑,寺庙和庙会在这个时期已经受到社会转型的深刻影响,社会精英也早已从迷信、不卫生等角度对其进行批判,认为:

  庙会为迷信发源所,并且附以种种传说,对于游人,尤其是儿童所生的反应是万不会好的。而所卖者又除污秽、不卫生的食品外,没有什么好东西,所以庙会根本就不应当有的。[24]355

  不过在批判的同时他们又认为,“中国家庭是没有快乐的,中国人的生活是枯燥的。如若把这个短期的娱乐地方也去掉了,实在是太不对”[24]355,这就从另一角度反映了寺庙在20世纪北京居民休闲娱乐生活中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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