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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下午，忽悉李世瑜先生于4天前（去年12月28日）仙逝，悲痛不已，思绪万千。回顾我与世瑜先生的多年交往，现仅从曲艺史的角度写下这篇他对宝卷的研究，也算是对世瑜先生的怀念吧！
李世瑜先生1922年生于天津市，1948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人类学研究生院。毕业后留校为助教。不久平津解放，他便回到天津，先后在教师学院、天津史编纂室及《历史教学》社等部门工作。他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包括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语言学、方志学、戏曲学、曲艺学等。如在考古学上他踏勘出渤海湾西部三道古海岸线（贝壳堤）及附近的古葬墓群遗址三十余处；在语言学方面，他经过多年考察划出天津方言等语线，创立“天津方言岛”学说；在宗教学方面，他研究的是民间宗教，由此而对其经典宝卷进行研究，成为他终生事业。关于历史学，他说：“我改业历史学之后……而是应用田野工作方法，从社会各方面使用各种手段取得第一手的、活的资料。我给这套方法论命名为‘社会历史学’。”而对民俗学、方志学的研究则主要是与他曾在天津史编纂室工作多年有关。又因为他生长在天津这样的人文环境，自年轻时便对戏曲、曲艺发生浓厚兴趣，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参加天津广播电台的业余曲艺创作组，曾创作相声《方言论》、快板书《朝鲜的妈妈》等，都为专业演员所演唱，他一直是曲艺场的常客。在上世纪80年代应邀至美国讲学的一年半中，他很快便找到那里的昆曲爱好者，投入了华侨的昆曲演唱行列，直至回国。晚年仍是南开大学昆曲社的组织者，并写过学术论文多篇。在访美期间应邀参加北美中国说唱文艺研究会时，提交论文《相声的写作方法》，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我国最早对宝卷进行研究的是顾颉刚先生，他在1924年至1925年所编的《歌谣周刊》发起的“孟姜女故事”的讨论时，全文刊载了《孟姜仙女宝卷》，并指出“宝卷起源甚古”；1928年郑振铎先生在《佛曲叙录》中介绍了41种佛曲，其中就有宝卷33种（当时称变文、宝卷均为佛曲）；向达先生也于1934年发表了《明清之际之宝卷文学与白莲教》，介绍了70种宝卷，但他们都是从俗文学角度切入。李世瑜先生由于年龄关系，起步较晚，则是从民间宗教的角度切入，除了民间宗教的研究方法“民间宗教—宝卷—民间宗教”外，又形成“民间宗教—宝卷—宣卷—曲艺”的另一条道路，他在这两方面都具有开拓性的成果。
虽然顾颉刚、郑振铎等先辈在1949年以前对宝卷已经进行了研究，但多是编目或就篇论事，并未作全面的梳理。从1949年至“文革”前对宝卷进行专门研究的在大陆似乎只有李世瑜先生一人孤军奋战。1957年他先在《文学遗产》专辑中发表了《宝卷新研与郑振铎先生商榷》，1959年又发表了《江浙诸省的宣卷》，至196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编目性的《宝卷综录》等，均奠定了今日宝卷研究的基础，在国际上产生深远的影响。他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关于宝卷产生的年代、流变、内容、形式等诸方面问题。在文中，他指出清末民初在南方出现了《十五贯》、《白蛇传》、《琵琶记》等宝卷，“已与京戏、昆曲、时调、开篇并列起来归入曲调游戏类”；随后提出“也可以创造新宝卷来歌颂和反映现代生活”，这显然又不是宗教家的观点，这是因为他还是一位曲艺家所致。
“文革”后学术界的禁区被冲破，世瑜先生应天津社科院之邀，组建“民间宗教研究中心”，心情十分愉快，又跋山涉水各方寻访，继续对宝卷进行深入的研究。此时全国宝卷研究涌现一批新人，有些人至今已成为老一辈学者，对世瑜先生的研究成果不断有所突破，但又多是在世瑜先生研究的基础上的发展，世瑜先生在宝卷研究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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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日报 201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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