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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民俗学与江绍原
“民俗学”是在1846年由英国考古学者汤姆斯创造的。①从他第一次作为正式学术用语提出“民俗学（Folklore）”这一概念以来，在各国的学术界围绕对其概念、内容的解释，争议不断。民俗学传入中国，是在正式开始输入西洋新学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时，但此前周氏兄弟开始的共同活动（对于美术、儿童文学的关心②）已经体现了对民俗的关心。正式的活动是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开始的。稍后，《语丝》创刊，能够收到以“猥亵的歌谣”为代表的有关民俗的投稿，周作人的活动起了关键的作用，而且普通读者的积极参与也特别引人注目。③除了刘半农的《海外民歌》被连载之外，还有江绍原的大量“小品”（以资料为中心的一系列短文）。他广泛地收集分析有关古代仪礼、命名、身体、血液、唾沫等的迷信，以及围绕这些迷信的言行。这些系列“小品”受到多数读者的欢迎，长期连载，包括在其他杂志发表的文章，只在1920、1930年代就超过了500篇。④这些作品后来结集为《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上海开明书店1928.3,实际刊出于1929年夏天）及编进他在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讲义，当时受到很高的评价。
江绍原（1898-1983）是中国民俗学创始者中的代表人物。留美期间曾在芝加哥大学专攻比较宗教学，毕业后又往依林诺大学研究院专攻哲学。1923年夏天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担任“宗教哲学”、“宗教史”、“基督教史”等课，作为年仅25岁的教授开始崭露头角。⑤回国后不久参加非宗教运动，经过自己宗教观的“挫折”后，⑥研究重心开始转移到民俗学。那时恰好是和《语丝》的创刊在同一时期。在民俗学运动中心的江绍原在1924年成为稍晚于歌谣研究会的“风俗调查会”的主席。民俗学者叶德均曾经批评说，江绍原的系列“小品”诞生的契机在于和周作人一起写作《礼部文件》，“在开始写《小品》时只注意书本一方面，略后又扩大范围征求民间习俗迷信，更由发、须、爪、血、天癸的迷信而注意医药上的迷信”。⑦《礼部文件》是江绍原呼应周作人的《生活的艺术》，双方使用书信形式进行的交谈。以《语丝》为中心断断续续地延续了一年。他们两人追求传统的“礼”（道德规范）的实态以及受科学洗礼后还存在于中国的“蛮性的遗留”，同时主张人民应当掌握借用科学力量的明确理性的批判态度。在《文件》里多次提到的英国弗雷泽（著有《金枝》、《普赛克的任务》等），是周作人和江绍原都深受影响的人文学者。江绍原曾经从他的著作深受启发，从此更为关注Folklore并创导出独特的分析办法。江绍原以系列“小品”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文章，与文艺作品和随感不同，这些“小品”多是有关古今礼俗和宗教的资料，江绍原谈到过自己写作“小品”的目的：
我想引起一些人对于迷信礼俗的兴趣，并且借此请求他们把每人所知道的性质相同或略同的东西写出来供众人研究。从我过去的经验看来，小品的确达到它的目的。⑧这些成果从《语丝》108期（1926.12.4）开始出现在《大家的小品》栏目上。同时由他发端的有关古代婚礼及风俗的讨论，也受到读者的启发而进一步得到深化（127、132、140、145期等）。江绍原的基本研究方式是查阅古代文献和到民间去搜集资料，对于读者寄来的资料也同样地查阅文献尽量寻找言行的起源和原因（122、123期等）。江绍原的积极推动引发了这些读者的反应，后来随着系列“小品”读者群的增多，从读者方面也要求江绍原寻找解决问题的线索（140、143期等）。但是系列“小品”还停留在原始资料阶段，民俗学家钟敬文也这么认为：
江先生的工作，也是数年来中国民俗学垦荒期程中一个非常可纪念的！三数年来，江先生在北京、上海各种杂志、小报上所发表的“小品”，想大家都已见过，……江君的工作，虽只在采集和整理材料上，而研究的结果尚未多见到。但这是此刻中国学术界必然的现象，因为材料尚未得到或整理过，谈到研究，乃是荒唐的事。⑨可以说，当时的系列“小品”，仅停留在资料收集阶段，此后民俗学家在此基础上有所推进。而就江绍原而言，以系列“小品”为代表的有关民俗的文章，吸引了许多读者，引发了各种议论，同时自然而然地使《语丝》更活跃起来了。可见他的作用非常突出。还有由他的发言引发的各种争论（“求雨”、“闹房”、“命名”等），在《语丝》停刊之后还被继续。⑩所以我还要掌握1930年代后的民俗学发展，同时关注江绍原后来如何在系列“小品”中进一步“深化”他的研究。
二、广州民俗学会
1926年秋天，为了逃避北洋军阀的迫害，北京大学许多教授相继南下。厦门大学把握时机开设了国学研究院，聘请了鲁迅、顾颉刚和容肇祖等人。江绍原也接受了林语堂的邀请兼任国学研究院研究员及中国古代风俗校外学侣研究员。但不久应鲁迅之邀往广州中山大学任英语系教授兼代理系主任（1927.4）。大概与此同时，顾颉刚他们也相继前往广州，同年10月份正式到中山大学赴任。当时随着文化中心的南移，在北方快要中断的民俗学活动，藉他们之力得到复兴。
“民俗学会”是1927年11月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成立的。中心人物是顾颉刚、董作宾、容肇祖和钟敬文等人。民俗学会有了良好的开端，规模逐渐扩大，不断地开展活跃的活动。其主要活动，例如发行机关杂志《民俗》周刊（前身是《民间文艺》，钟敬文主编）、为培养人才开设系列讲座“民俗传习班”、刊出民俗丛书共37种等等，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民俗》的《发刊词》（1928.3.21）是由顾颉刚起草的。他在发刊词中主张要将埋没了几千年的民众艺术•信仰•习惯发掘出来，“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在这里我们感觉到作为历史学家的顾颉刚对待民俗的态度。《民俗》断断续续地出版了很长时间，登载了许多民间文学作品（传说，故事，歌谣，谜语，谚语等）和有关信仰、风俗习惯、宗教的资料及其研究和评论等等，但是与资料方面的丰富成果相比缺乏理论方面的深入分析，不过每次编辑交替或者复刊这个缺失都会被重提，最终主张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携手合作来“扩展”研究。从此足以看出，其继承发展北大的民俗学活动的功绩。但是在这些活动当中几乎找不到江绍原参加的痕迹。其实民俗学会从成立以来，同人之间在治学方面就存在着相当的隔阂。其冲突首先表现为钟敬文的被迫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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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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