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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经过战争力量的推动。
夜郎民族在春秋时建国为牂柯，在战国时为夜郎国（大夜郎），牂柯则缩小为且兰。
由于夜郎民族建立有许多小国，因此，这些小国既属于大夜郎，又有相对独立性。
在春秋时期，诸侯相互征伐是经常发生的，以齐为首的中原诸侯因征伐的实情，在《管子·小匡》中可见一斑：
“蔡丘之会，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于桓公……桓公曰，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吴、越、巴、牂柯、、不庚、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
据考，齐桓公所提及的“雕题”，“黑齿”都是岭南地区越人所建小国，与牂牁性质相同。战国时，《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楚将庄蹻曾兵临夜郎地区；《华阳国志·南中志》进而说，楚军所至，“且兰既克，夜郎又降”。而有关先秦的战争，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说：先秦蜀国保子帝攻下在今四川宜宾附近的青衣国，其势“雄张僚、僰”，僚指夜郎一带，意为蜀的军队进驻，使“僚、僰”不敢轻举妄动。至于秦一统天下，特别是汉，曾有汉武帝派军攻打且兰“斩首数万”之举。战争有巨大的杀伤与破坏力，但也推动了大量人口的迁移、民族的融合，以及文化的碰撞与再创。
其二，留居故地与迁徒带来生产力的发展。
夜郎故地有土著居民与古越人。就古越人而论，他们是来自东南沿海并融合迁居地土著民族，曾以普遍的“鸟田”农耕法著称，距今两千年数百年这一期间，先民有大量的石质、陶质、骨质、木质，特别是金属工具的使用，进入了青铜时代。如在毕节县瓦窑遗址发现，有面积约9平方米的房屋遗基，三面土坎为壁，室内正中有相邻的三个柱洞等；又有铸造铜鱼镖、铜剑的石范，以及铜手镯、铜片、铜粒，有作为农业生产和加工工具的成套的石器等，说明夜郎民族过着以农业为主而渔业占有一定比重的经济生活。
《逸周书·五会解》曾有这样的记载：
“成周之会……东越海蛤，欧人鲜蛇，姑于越纳曰姑妹珍，且欧文蜃，共人元贝，海阳大蟹，自深桂会稽以单黾，路人大竹，长沙鳖，扬之翟，仓吾翡翠。”周天子会见诸侯，四夷贡奉。这儿所记各方的物产虽不全面，却有代表性。其中，“东越”、“欧人”、“且欧”、“共人”、“路人”等，是指越人中的一部或数部，“海阳”、“深桂”、“仓吾”指百越中的地名。周天子会盟诸候，有众多的古越人，既有后来进入贵州高原的，也有定居贵州高原的夜郎部分。
其三，从事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活动。
民族融合的文化传统，在夜郎民族中是十分久远的。如《史记·夏本纪》载，大禹曾娶南方部落涂山氏之女，夏人与越人有亲缘关系；如《逸周书·商书·伊尹朝献》载，“伊尹受命于汤，于是为四方令曰……贯胸、雕题、离身、漆齿，请以丹青、白旄、纰罽、江厉、龙角、神龟为献。”这儿的贯胸即穿胸、雕题即文面、离身即文身、漆齿即黑齿等，有指越人的习俗，有指越人居住地名。殷商的势力曾深入到越人、夜郎地区，发生直接或间接交往。据《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辩其邦国都鄙，四夷、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民与其财用。”职方氏是西周初年设置的官职，专门管理与周边少数民族事务的，其中有越人貉即骆越的邦国或部落，可见周人与夜郎的关系。
到了春秋中期，楚国在南方崛起，其土著自先夏以来统称三苗、荆方、百濮。而楚人与夜郎民族的融合，也就越加密切和深入。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楚国在据有巴、黔中后，曾在夜郎属地今遵义一带建有鄨县。李贤注引扬雄《蜀王本纪》、《水经注·江水》引《本蜀论》，皆指蜀王开明氏早是“荆人鄨令”，或“荆人鳖令”，可见鄨县是楚人所建。
《战国策·秦策三》载：“吴起为楚悼（王）……南攻扬越，北并陈蔡”。“扬越”指居住在南方炎热地带的越人。清人奠与俦《南齐以上地理考》指出，今贵州乌江以南的相当广大地区是古扬越的一部分。《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楚威王的庄蹻“分侯支党，传数百年”，指楚在且兰辖地建有数个据点，楚人与夜郎民族互有融合。又如《淮南子·兵略训》所指出的，“昔者楚人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剡邳”，楚人的拓展指向东、南、西、北四方，这里的“西包巴蜀”，说明楚庄蹻还在滇称王，控制古云贵一带的史实。
由于楚人开发夜郎十分深入，云、贵、桂各个地方考古发掘的青铜文化，有着明显的楚文化痕迹。如贵州赫章县出土过的、广西西林出土过的、以至云南境内出土过的铜鼓，虽然有的制作时间在西汉，而其地域为楚人控制的百濮、夜郎活动范围。其铜鼓一般有太阳纹、翔鹭纹、头插鸟羽的舞人纹和舟船竞渡纹。太阳纹与楚人崇拜的日神有关，其它绘纹也都与楚地民风民俗有关，说明这些铜鼓文化源于荆楚地区。楚民族与夜郎民族的融合，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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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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