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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夫洛克]口承─书写等式:一个现代心智的程式
  作者:[美]埃里克·哈夫洛克(Eric Havelock)   译者:巴莫曲布嫫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3-09-27 | 点击数:15848
 

【译者题注】 口承与书写(orality and literacy)问题的讨论,在西方知识界引发了贯穿整个20世纪下半叶、几乎波及所有人文学科的大论战,其余波至今袅袅未绝。在这一学术公案中对簿公堂的两方,一是所谓“大分野论”(The Great Divide)学派;一是“连续论”(The Continuity)学派。实际上,这一论战不是纯出于偶然,而恰恰反映了西方知识界对人类传播和交流手段及其技术革新的共享经验做出的普遍的回应。在“书写论”(Literacy Thesis)的阵营中,美国哈佛大学的古典学者哈夫洛克(Eric Havelock, 1903-1988)和英国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可谓影响最大也是争议最多的两位学者。他们俩人于同年发表的著述,不约而同地将书写对人类认知发展的一种初步的、偶然的作用归结为古代希腊字母文字的发明和传播,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字母书写对公元前5~4世纪的古代希腊启蒙运动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也因此遭到了众多学者的批评,直至90年代以降,“新书写论”的出现,对这一学派的基本观点进行了多角度的、开放性的反拨[1]。从哈夫洛克这篇论文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在口承与书写之间搭建起了一个“等式”性的学术平台。应当公允地说,他立足于一个古典学者的立场,全面地回顾了“口承─书写”大论战的学术渊源,同时对口承与书写两种传统都做出了精审缜密的分析,而他关于“口头性”的论述,对我们今天的口头传统研究也依然有着多重的启发性意义。

  回到20年前或不到20年的那些日子,我想“口承与书写”的话题大概不会将来自5个国家的著名学者们吸引到一起来展开讨论的[2]。 的确,像与荷马相关的“口头程式”与“口头创作”这样的语汇,正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际开始在哈佛大学流行起来的,而这也正与帕里和洛德的学说紧密相关,当时我刚刚成为哈佛大学的教师。此后,这些术语依然受到保守派学者的强烈抵触。现在, “口头性”与“口承主义”这些名词的立足点被改变了,其概念化的象征远远超过了荷马和古希腊。首先,它们被用于描写和说明那些由于没有使用书写而极大地倚赖于口头传播的全部社会;其次,这些术语力图寻求对一种在口头传播中使用的既有语言型式的认同;再者,它们也被用于对一种可以由口承性或口头表达创造出来的既有意识类型的认同。

  这些概念的具体成形与显著发展,正是由于它们被集中用于对书写的抵制,其中也包含着从社会情形和思维状态两个方面对语言的自身层面和书写的表达认知方面的思考。尽管在我们自己今天所处的社会中依然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深层交织,但学界的观点却在口承与书写之间形成了剑拔弩张的颉颃。将这两者相互排斥地二元对立起来显然是一个错误。它们之间的关联实质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二者之间有着创造性的张力,任何一方都有一个历史的维度,因为书写社会脱胎于口头社会,也因为二者也有可能同处一个时代。我们要更深刻地理解书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正是因为书写乃是叠加在口承之上的,口头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口承方式也统摄着日常生活中的思想交流。或推动一种口头性的复兴,或支持以一种经验性的书写方式去取代口头方式时,这一张力或许就能被认识到。

论战的爆发: 1962~63年

  60年代初,在不到12个月的时间里相继出现的4种论述,可以说不谋而合地将口承文化──作为知识界关心的一个主题──推到了当时的学术前沿。这4种论述是:麦克鲁汉(M. McLuhan)的《古腾堡星系》(The Gutenberg Galaxy 1962)[3],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野性的思维》(La pensee sauvage 1962), 杰克·古迪(Jack Goody)和伊恩·瓦特(Ian Watt)的论文《书写的成果》(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1963),以及我本人的文章《柏拉图导言》(Preface to Plato,1963)。当时这些论述的作者分别身处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他们之间并不存在通讯联系,甚至相互都未意识到他们关于口承文化的阐述是纯出于偶然呢,还是反映了一种对人类交流手段及其技术革新的共享经验作出的共同的、普遍的回应呢?在口头传播技术领域中,广播不用说是最早出现的,继之是电话、电视的发明,它们都是口语(the spoken)亦即口头语词(the oral word)传播的载体。 在麦克鲁汉看来,技术革命是生活的事实,现在已经得到全面的接受。在今天致力于传播技术研究的大学和机构中,口承文化已经成为正在蓬勃开展调查研究的主题,这应当归功于这位学者。

  就列维─斯特劳斯而言,他关注于过去的神话,而非现代技术;他常常倾向于使用文本的术语,而非口头语汇去描述他在部落神话中发现的两极结构,试图引导他的读者去读解一种近乎是在纯粹口头情境下发生作用的书写意识。然而,在他著作的标题中,“野性”这一词汇却背道而驰。因为这违逆了他本人所深信的一个基点,即:在这些神话中感知到的思维模式是原始的,也就是前书写时代的产物。尽管这不是他所强调的一个论点,但确乎留下了这样的暗示。至于《柏拉图导言》,正如文章题目所指明的那样,口头性问题的提出仅仅涉及到古希腊语族,这一研究途径很快被麦克鲁汉理解,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引证,表明其认同。

  这4种论述的出现不约而同,看上去似乎标志着一道分水岭业已形成,更确切地说,它们共同冲撞到了一道即将决堤的大坝,在我称之为“口承─书写等式”的阐释中,释放出一场有关人类智力知性活动讨论的洪水。在瓦尔特·翁(Walter Ong)的《口承与书写》(Orality and Literacy, 1982)一书中, 读者可以从其所广征博引的参考书目中注意到,这个领域自1962年以来的相关出版物可谓林林总总,其目录索引达兆字节,同时也可看到,这场论战的洪水由此发生并延续了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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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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