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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提出这样一种主张：儿童的培养在某种意义上应该寄望于重新体验人类的口承天赋及其情境──也就是说，书写教学的实施可以假设为：以歌唱、舞蹈和背诵的课程为先导，尔后以这些口头艺术伴随后续的指导。
我还认为，好的读者是从好的演说者和背诵者中成长出来的。背诵是儿童最自然的天赋，也发挥了口承的先天条件：背诵是叙述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富于节奏的。如果说，先辈们的识文断字能力比我们还要强的话，是不是因为他们掌握说话的程度甚至就像他们掌握阅读的程度一样好呢，还是因为这些能力的养成是他们凭借着修辞学练习而获得了大量的词汇呢？如果让儿童用眼睛去阅读文本，先行于训练他们用耳朵去仔细地听，进而用口不断去重复，无疑会给他们的眼睛施加太早的压力。而这种阅读优先的做法可能充斥在文人成长的全部过程中，其间遗漏了一个必要的阶段，也就是与可视词汇的阅读相辅相成的口头实践。某些教育理论家则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比如他们中的皮亚杰(Jean Piaget)。如果遵循他们的教学指导，我们在童年时期就会急于提高抽象概念的能力，就会急于获取时空理念的经验主义的把握。我们对教育过程的理解，也许应该最早从10岁开始？这相当于约翰·杜威(John Dewey)于1933年对人的概念提出的以下看法：“人首先不是一个思想家，而是代理商、病人、实干家、受难者和享乐者。”难道我们应该听从这样的教导吗？因此，我们现在来讨论古代的希腊人，正如我提议的那样，通过他们的经验，我们或许会发现一些基本原理，指导我们去理解什么是口承？什么是书写？以及什么是二者之间的联系？
当帕里还是伯克利大学的一个研究生时，他就针对统摄荷马诗歌创作的规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时他尚未从比较研究中受益。他所面对的荷马文本与我们今天所掌握的文本毫无二致。他关注的重点是那些粘连着适当人名而定型化的特性形容修饰语。正是这些修饰语使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故事展开时，这样的或那样的一些程式有助于即兴创作。它们贮存在歌手的记忆中，以备表演持续发展时的调用。这一研究后来扩展为与叙事有密切关联的其它程式片语。它们的功能被理解为帮助即兴演唱、填充音律空隙以便歌手保持演唱的流动和连续。然而，我们应该注意的还有：帕里的著作为我们引入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口头记忆材料的贮存量，尽管这样，从语义上来说，如此贮存的材料，其意义也是有限的。这些结论，稍后在南斯拉夫歌手的演唱实践中得到了实验主义的印证。因为南斯拉夫的歌手也在即兴演唱中部分地使用了复诵，在一个故事的讲述中纳入了多次重复的片语和措辞，而这些表达方式在先前的唱本中已经使用过了（洛德，1960）。
从自己的实验性方法中我意识到，在古代希腊文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视野。也就是说，前苏格拉底学派的哲学家们，推进了后来日益高涨的口承─书写讨论。
我自问道：这些思想家在谨慎从事严肃思索的同时，为什么依然密切关注着诗歌创作也就是荷马诗歌呢？换另一个角度问，为什么他们中的某一位，比如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宁愿用独立的箴言格式来发表自己的思想学说呢？也就是说那是一种口头谚语，与散文写作的语言无关，我们至今仍然可以在《新约福音书》中读到的这样的语句模式。读过帕里的论文之后，我根据事实进行推理，进而综括出这样的结论：在公元前5世纪初叶的古代希腊，创作中的口承规则仍然在大量使用，甚至包括严肃的哲学思索与某些科学思考也同样要求在写作中使用这些规则。柏拉图的散文是开始放弃这些规则的一个表征，由此出现了决定的转折；在我们已知的任何文化中，这也是第一部用散体形式，即以一种字符的扩展来写就的。
进一步阅读柏拉图的文本，就会观察到他直言不讳地将荷马与古代希腊戏剧排除在外，认为二者不能纳入高等教育的范畴，而当时课程大纲的制订者则是由他本人所代表的学院派。此时，古代希腊文化已经出现了“大分野”，大概就是在柏拉图出生的那个年代，甚或稍早一点。“大分野”指的是：口承社会与书写社会相隔离，口承社会主要依赖于韵律的、复诵（叙述）的文学来满足其文化知识的需求；而后来的书写社会则依赖于散文，并将散文视为传达严肃反思、研究和记录的载体。
这意味着在柏拉图之前，即使那时已经使用书写，根据口头创作规则，古希腊口语被用于写作，而且人们不得不肩负起个人教育与社会导向的责任，而此时的柏拉图在他的对话中也提出要履践这些责任。
根据这一结论，我回过头来重新阅读荷马，进而注意到荷马通过叙事的典型场境来进行故事讲述，其中的许多情节正是从日复一日的社会事件背景中浮现出来的。其比例甚高的修辞手段，也出自于其社区公认的谚语智慧和共同的情感观点。帕里关于程式功能的定义（即贮存在记忆中的程式是即兴演唱的一种辅助手段）由此可以扩大开来。荷马的两部史诗可以被视为文化信息的武库，巨大而深厚，含括了风俗、法律和社会规范，它们也被贮存下来了。记忆化的理念取代了即兴创作，这一点可以从早期希腊语的作用中得到证实，那时在神圣的僧侣阶层中，希腊语被特定地用于记忆。
我早期在阐述荷马问题时曾经提出过“部落百科全书”的概念，之后不久便遭到批评。责难来自我将荷马文本的泛音（暗示）解释为推测出来的一个口承过程。后来，当我转向达尔文的进化论之际，对此观点进行了修正。1962～1963年间，一部名为《动物物种与进化》（Animal Species and Evolution, 1963）的著作也出版了，这是哈佛大学动物学教授厄恩斯特·梅尔(Ernst Mayr) 的权威之作。在其结论性的章节里，梅尔从进化过程的遗传学转而思考叠加在生物进化之上的人的文化发展。通过借用信息贮存在人类基因中的理念，他将之发展为文化信息贮存在语言之中，因而父母或社会在教育和培养儿童时可以重复使用这些文化信息。儿童从中汲取的东西正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传统。我进一步的归纳是：这种传统只能通过语言来贮存，而语言是用于记忆的，并且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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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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