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方法

      民间文学是完全从西方引进的学科，西学东渐以来，从欧洲或者日本传入的民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分类标准以及母题、类型等分析方法和手段，为中国学者重新勘察古典学术资源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持，改变了传统学术的基本形态，从而促成了古典形态的“前民间文学”阶段向现代形态“民间文学”阶段的转变。这一学科转化的实现是一中西合榫的历程，那么，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传统如何实现结合？具体而言，西方民间文学是否可以在中国传统找到文化渊源？进一步说，西学背景下的现代学科构建对古典知识体系继承程度如何？

 

一

 

     在讨论民间文学时，人们通常将之看作folklore的同义语。而后者通常译作“民俗（学）”，从本土传统来看，中国古典文献资源中确实有丰富的民俗观点，且“民俗“这个词汇就是一个来自古典文献的用语，《史记·周本纪》记载西伯时民风“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循吏列传》“楚民俗好庳车”，《索隠》：“庳，下也”；《汉书·地理志》论及各地之俗：陇西等“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武都地杂氐、羌，及犍为、牂柯、越巂。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锺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气为奸……（瓒曰：懻音冀，今北土名强直为懻中。师古曰：懻，坚也；忮，恨也），”等等。上举数例“民俗”一词都指风俗民情，用以指称和庙堂相对民间传统，和现在民俗学使用的“民俗”概念本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现代民俗工作者所常用的采风手段，似乎也可以从传统制度中找到其渊源，比如先秦两汉存在的“陈诗”“采诗”“乐府夜诵”“观风俗知得失”等等，除技术手段差别外，与现代田野调查的理念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这为西方民俗学·民间文学进入本土创造了契机。

 

     但是问题在于，这些观点就其只言片语而言固然与现代民俗学理论有相同之处，而若考虑其赖以存在的政治－生活环境，我们却并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现代民俗学，更不能说中国本土资源已经蕴含了科学的民俗学的萌芽。因为古代中国的文献记载即便有与现代民间学术理论相同相似之处，仍然出于不同的目的、学术兴趣和学术关怀。如果说现代民俗学以廓清民间传统、发掘民间智慧为己任的话，古典民俗观则是奠基在政教或王者之道的政治－哲学传统之上。《毛诗序》“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汉书·地理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传统民俗思想资源本是政教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统治者关注民俗并不是出于学术研究目地，而是出于人伦教化的政治目的。

 

     因此若将现代民间文学学科视作古典“民俗”学术向现代西方民俗学水到渠成的转化，并不正确。民间文学－民俗学作为“学”而非“资料”与古典民俗－风俗观念并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其直接的学科来源正是西方的现代化，尤其现代学科建立或曰学科分化的学科设置理念。而传统民俗－风俗观只是现代民俗学观照的对象之一，并无对象化的学科意识，所以不可能存在这种对应的“转化”问题。一句话，“科学”意义上的民俗学起源于“现代”而非古典传统。例如，被归入民俗学中的神话学，一般神话史家喜欢将神话学的起源追索到古希腊时期，实际古希腊和古典中国一样，“神话”并不曾被作为学科予以观照，现代神话学是现代学科的分化的直接产物。神话学所表现出的学科分化问题是现代性的后果。而中国神话学的建立是以西方神话学为蓝本，中国神话学的观念、方法都来自西方，中国神话学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一部分，本来就是西方现代性问题在中国的衍射。所以，如果追究民间文学的学科起源的话，只能追索到西方，而不宜从中国本土资源寻找其学科萌芽或者学术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