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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学科建设的自由路径及其限度
  作者:施爱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3-10-02 | 点击数:19880
 

摘   要:学科是由相近学术背景的学界同人组成的,学科划分最重要的标志是人而不是研究对象,是主体而不是客体。任何学科界限,都是学科共同体的自我设限,而主体的认识是随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变化的,因此任何学科体系都是与时俱进的动态体系。学科建设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有效地刺激共同体的学术生产。对于每一个学者来说,无论外部刺激还是内部刺激,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既不需要唤醒,也不需要规划。学科共同体学术成绩的总和是学科兴衰的标志,而一个学科的学术生产力主要体现为中青年学者的学术生产力,对于那些精力充沛、以学术为志业的中青年学者来说,只要给他一个能够自由挥洒的学术平台、生长空间,他自然就会茁壮成长,所以说,学科建设的焦点在于为青年学者提供了什么样的学术平台。

关键词: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建设;学术共同体;学术生产力


  所谓“学科建设”,大体上包含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两个方面。硬件建设,指的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可以用量化指标来衡量的方面,包括学术梯队的建设、人才培养、教材编写、机构设置,等等。软件建设,指的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面,比如学科发展潜力、学术影响力、行业凝聚力,等等。

  硬件建设属于政府主导的,由政府与学界合力共谋的学术行为。民间文学或者民俗学是不是一门学科,要不要建设,主要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参照专家团队的意见作出裁决。我们的前辈学者如钟敬文等,正是因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的学科建设思路主要集中在“意义阐释”方面,一方面以各种论证方式来说服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另一方面在学界精英阶层连横合纵,努力让学界同人认同民俗学是一门对社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学科,确实有建设的必要。

  其实这种学科建设思路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对于许多高校来说,“一谈到学科建设,好像就是为了争博士、硕士点和重点学科;一谈到学科建设,似乎只是研究生教育的事,甚至认为会冲击本科教学”。有些高等教育研究者甚至归纳出八个不同视角的学科建设观。但是,这些学科建设思路基本都是制度层面,而非学术本位的。

  本文将要讨论的,主要是学科建设的软件方面,也即学术意义上的学科建设问题。也就是说,本文首先悬置了教育系统管理层面的学科建设问题,只讨论以学术发展为目的的民间文学学科建设。也即民间文学从业者如何通过自我强化、内功修炼,从提高整体学术水平和扩大学科影响力等方面来加强学科建设。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帮不了我们,只能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学科建设只对高等院校的集团竞争和学术史书写有意义,也只有学科负责人才需要考虑这项工作,对于具体的个体研究者而言,学科建设似乎并非学术工作中的必要项。但事实并非如此,任何学科都是由学者网络组成的,每一个学科中人的科研成果、学科认知及其行为方式,都牵动着网络的形变,影响到学科的形象。

  一、基于认知目的和圈地发展的学科建设

  什么是学科?《辞海》解释为:“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这些笼统的界定很难经得起学理追问,比如什么是“学问的性质”,《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性质”即“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接着我们还可以追问什么是“根本属性”,不同学科的根本属性有何不同。这种追问可以一直进行下去,越追问就会越想不明白。

  其实,学科就是对于特定研究领域及学术取向的大致划分,实际工作中并不需要上述精细的追问,也不需要特别精准的定位。许多时候,明确一个基本领域和大致方向就可以推进我们的工作。类别划分本没有先验标准,标准是依据工作需要而设定的,是动态的、协商的。比如说,民俗学到底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这是教育体系的归口管理问题,对于具体研究工作的开展其实并不重要。凡是文学院或历史系的学者,基本倾向于民俗学是人文科学;凡是民族院校或社会学院的学者,基本倾向于民俗学是社会科学。有些老师以前在文学院,倾向于民俗学是人文科学,后来调整到社会学院,转而主张民俗学是社会科学。可见民俗学学科属性并没有先验的判定标准,标准是由从业者屁股的位置决定的。

  长期以来,民间文学的学科体系都是以研究对象为格局的结构体系,主要分设为神话学、史诗学、传说学、故事学、歌谣学,规模稍小的,则称作曲艺研究、小戏研究、谚语研究、语言民俗研究,等等。这种结构体系与钟敬文主编的大学中文系本科教材《民间文学概论》的结构体系完全重合,也就是说,现行的民间文学学科体系既是基于以本科入门教育为指归的认知性概论体系,也是基于对象领域的圈地耕作体系。

  认知体系适用于本科教学和普及教育,但是并不适用于研究生培养;有利于民间文学的普及、入门,可以用于文化批评,甚至用以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工作,但是,难以有效地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

  学科建设的圈地思维不仅存在于民间文学界,也存在于其他许多有强烈危机感的弱势学科。总有一些学者期望通过划定明确的学科界限来固守学科地位,从而达到圈地自保的目的。比如“俗文学”究界的谭帆就认为,束缚俗文学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就在于其与民间文学两个学科之间的对象界限不够清晰,“故俗文学研究要求得自身之发展,与民间文学研究之‘分途’是一个亟须考虑的问题”,因此他还提出一个雅文学、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三分法”来确认三者不同的研究范围,“使俗文学研究有一个自身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并且认为“这是俗文学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基本前提”。周忠元也认为:“我们之所以要对俗文学与民间文学做出理论上区分,是因为这将更有利于两个学科的建设,它对俗文学厘清学科界限,确定研究对象赋予了理论上更大可能的可操作性,对民间文学限定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对象也会提供更合理的理论依据。而这恰恰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也是对各自的学科发展有利的。”

  祝鹏程将这种划界圈地的学科策略称作切蛋糕:“我们的学科是通过‘切蛋糕’建立起来的知识生产格局,你做神话,我做故事,他做歌谣……可蛋糕是很容易被切走的,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手一伸就切走了。但是,只要面粉和刀在我们手上,我们就可以不断做出新的蛋糕,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刀去人家地盘上切蛋糕。所以说,研究对象并不是最重要的,学科共同体的方法和视角才是最重要的。”他还以自己的研究为例:“比如,我做曲艺研究,但我和同做曲艺研究的吴文科老师并不能对话,却和做学术史研究的毛巧晖老师能对话。因为我不是做曲艺本体研究,而是通过曲艺发展讨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民间文化的转型,这和毛老师的研究有共同的追求。”

  体裁作为一种分类法,可以让我们更有条理、更清晰地了解民间文学的整体面貌,但是,体裁划分不仅不是研究目的,甚至不是研究手段。神话、传说、故事能不能被精确辨析、分离,对于民间文学的编目、检索是有意义的,但对于研究工作的意义并不大。相反,清晰的体裁划分有时还会限制我们的研究进路。一个意义单元可以以故事或传说的形态出现,也可以以戏剧或曲艺的形态出现,甚至可以以最俭省的方式出现在谚语和俗语之中。或者反过来,俗语与民间故事相结合,也可以形成新的组合模式,使得故事的结构和语言变得更加稳定。所以说,文本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中流动,也在不同的文体之间流动,基于对象范畴的学科建构反而是僵化的、脆弱的。

  我们在课题、项目乃至学科的论证中,常常以研究对象的价值来论证研究工作的价值。20世纪80年代,我们以劳动人民的伟大来论证民间文学的伟大,再以民间文学的伟大来论证民间文学研究的价值;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又以非遗的价值来论证“非遗学”的价值。这多少有点移花接木的嫌疑。正因如此,吕微批评说:“在当前中国民间文学界,还少有人从理论上阐述研究主体问题意识介入研究过程的问题性,而仍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对研究对象性质的讨论,认为在研究对象中隐藏着学科发展的必然前途,以及挽救学科于狂澜既倒的必要途径。”

  拓展学科领域、填补研究空白绝不是学科建设的有效选项。以民俗学为例,试想,如果民俗学可以拓展为旅游民俗学、饮食民俗学,那就一定还可以拓展出居住民俗学、服饰民俗学;如果民俗学可以拓展为农业民俗学、游牧民俗学,那就一定还可以拓展出工业民俗学、渔业民俗学、商业民俗学、教育民俗学、军旅民俗学。刘魁立多次在会议上忧心地指出:当民俗学什么都是的时候,它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说,学科领域的拓展,只能基于既有成果的“已经有”,而不是理论想象的“应该有”。

  二、基于计划体制的学科蓝图

  目前的民间文学学科体系,依然是钟敬文时期的学科体系,这个学科体系的前期基础是比较薄弱的。1980年,钟敬文在《民间文学概论》前言中说道:

  在我们国家的学术界里,民间文学这门学科,基础本来就比较薄弱。新中国成立后,这门学科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相当成绩。可是,20世纪60年代这门课程一度停开以后,原来那些逐渐成长起来的教师,被转业去搞别的学科,有的甚至转移到学校以外的岗位上去了。因此,拨乱反正以后,民间文学学科面临的严重情况,首先是教师的极端缺乏,同时没有可以应用的教材,甚至连必需的参考资料也很难到手。

  这就像我们装修住房,家具很少,我们只能基于想象“应该有”来设计空间,这是一种权宜之计。到了20世纪90年代,“民间文学概论”“民间文学作品选读”“民间文学史”“神话学”“歌谣学”等课程相继在各大高等院校中文系开设起来,钟敬文对于民间文学的学科体系有了更新一层的想法,他在《谈谈民间文学在大学中文系课程中的位置》中提出:

  民间文学作为一种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它应该包含如下几个方面:1.民间文学理论(包括民间文学概论、民间文艺学等);2.民间文学史(包括神话史、歌谣史、谚语史、民间小戏史等分支学科);3.民间文学研究史(包括民间文学各种体裁的研究史的分支学科);4.民间文学作品选读;5.民间文学方法论及资料学。

  这与他对民俗学的学科规划是同一思路。他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中提出的“中国民俗学结构体系”也包括六个方面:1.理论民俗学;2.记录民俗学;3.历史民俗学;4.立场、观点论;5.方法论;6.资料学。这一设想依然是基于“应该有”的蓝图设计。我们过于相信计划经济、计划学术,将学科规划当作指引学术行为的方向指南。我们只是设立目标和前进方向,却并不考虑如何站在既有成果基础之上向前发展。这就像摘桃子,我们总是从不同方向冲着树上的桃子起跳,而不是从已有枝杈向上攀爬。学科建设如果不是基于既有范式的不断积累和革命式突破,就只能是不断重复着低水平的地面起跳。

  科学进步是基于传统的创造性改良。科学是在既有科学的基础上,在各种假说的竞争、实验的设计中不断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一味地基于自然现象的观测,更不是借助科学先贤的学科规划发展出来的。牛顿再伟大,也绝不会作出相对论的学术规划,更不会确立量子力学的学术目标。库恩借用达尔文的无目标进化学说,指出科学发展“这一进化过程不朝向任何目标”。也就是说,科学发展同样遵循进化规律,是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变异、竞争和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朝向预设目标的单向进程。所以说,20世纪的钟敬文无论如何英明,他都不可能为中国民俗学规划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目标,也不会预知一个“网络谣言”的研究方向。

  钟敬文的学科体系只是一种学科规划,或者说学科主张。可是,由于盲目的权威崇拜,我们一直把钟敬文的学术主张当作正当性的学科建设理论,于是出现了各种模仿性、微缩版的学科建设方案,一大批“区域民俗学”或“领域民俗学”的学科主张纷纷出台。“众多的分支学科脱颖而出,如经济民俗学、文艺民俗学、民俗社会学、群众文化民俗学、旅游民俗学、语言民俗学、地理民俗学、饮食民俗学等,一时令人目不暇接。”但是,学科发展现实却不以学者主观意志为转移,正如乌丙安说:“在我国现行体制中,任何一个学术单位的学科带头人,甚至是最有权威性的或最有个人魅力的学术领导人,都难以直接推动或左右全国性学科建设的进程,因为任何学科的发展都必须经受我国科学体制的制约和行政管理的支配,民俗学科也并不例外。”

  但我们总是容易迷信目标管理、路径设计。比如有学者认为:“‘学科建设’的意涵包括两个要点,一是明白学科所处的现状(现实的位置),二是为学科设置一个理想的位置,然后设计一条可行的路径去达到这个理想。”钟敬文毕生都在为我们设置理想位置、指定可行路径,钟敬文之后试图担当这一重任的学者就更多了,但是很遗憾,学科建设既不是向着“理想位置”的阔步前行,也没有可以预先指定的“可行路径”,这一方面从来没有成功者。

  我们说学科无法统一规划,还与各教研机构的从属关系,以及师资、生源等情况的校际差异相关。以南京农业大学为例,据张兴宇介绍:“我们的师资背景多元,可以说是民俗文化各种研究的‘大杂烩’。九位教师的研究方向大致有三个领域,一个是民族文化与乡村文化,一个是民俗艺术,还有节日民俗。目前我们主要发展方向是聚焦传统的民俗与现代社会生活关系的研究。”又比如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据贺少雅介绍:“我们这几年论文选题,越来越偏向社会学和管理学。因为确定选题是双向的,学生和老师协商确定。学生来源不同,选题偏向也不同,比方说他们是来自艺术学或者社会工作或者行政管理,就会选他们比较做得来的,比如有的学生做养老方面,有的做艺术镶嵌,有的想做旗袍服饰研究,也有做‘非遗’的。总之选题越来越分散了。”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情况又不一样,据王均霞介绍:“我大致统计了近10年硕博论文选题方向,只见到一篇跟民间文学相关的,其他的都是如‘非遗’、手工艺、养老、灾害等等这样的主题。”

  学科规划可以用来应付学术行政管理的报表和要求,但在科学发展史上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科学发展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工作推进,科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既是上一个阶段的延续或改良,也是下个一阶段的基础和改革对象。与其规划空中楼阁,不如脚踏实地,做出示范性成果。只有实际范例可以引领后来者不断跟进、丰富、完善,通过革命取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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