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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贯磊]磕头拜年、集体仪式与社会整合
——基于豫北农村拜年仪式的实证分析
  作者:张贯磊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4-03 | 点击数:1005
 

摘要:随着村庄共同体联结纽带的减弱,集体仪式在乡村社会整合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磕头作为豫北农村地区新年时节重要拜年仪式,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通过磕头仪式,村庄内的新人群体获得了准入资格,实现了自我身份的重新建构;同时,个体习得了社会规范与地方性知识且加以内化,实现了对村庄共同体的认同;拟亲式社会关系网络在代际间进行传递,彰显出村庄内部的等级关系。经由磕头拜年这一集体仪式的实践,实现了集体仪式、村民的日常生活世界和村庄社会整合之间的有效联结。

关键词:磕头;集体仪式;日常生活;社会整合


  一、问题的提出

  磕头拜年,是豫北农村地区夏历新年时节较为盛行的拜年仪式。它指的是大年初一“起五更”之后,男女老幼相约分成数支拜年队伍,以磕头为形式,对村内长辈进行新年问候的一种方式。磕头出现在历史中的时间较为久远,但是从何时进入拜年这一习俗中来并没有具体的史料可加以考证。一般来讲,人们认为磕头拜年是从部落时期的祭祀活动中衍生出来的。诸多历史学者将古人以跪拜来祭祀天地神灵的方式称之为“鞠祭”,即用弯曲牺牲来对天地神灵表达特殊恭敬的方式,引申到现实生活中,逐步演变为活人在祭祀中模仿采用的一套礼节。现在,我们祭祀祖宗时俯身低头,蜷缩一团,便是“鞠祭”的形式演化。祭祀者将自己模拟为“牺牲”以祭拜祖宗来表达对祖先的怀念。其后,磕头作为一种礼节形式,逐渐扩展到对君王、师长的敬拜之中,以示自己的尊敬和虔诚。磕头逐渐成为社会的通行礼节。

  关于磕头进入拜年的起源,正史中并未过多涉及。有关庶民拜年最早的文字记载于宋代杂记中开始出现。其中,《东京梦华录》记述了开封府拜年的情况:“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相互庆贺。”明中叶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说:“京师元旦日,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而在清人顾铁卿《清嘉录》中这样记载:“(大年初一早晨)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亲友,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至有终岁不相接者,此时亦互相往拜于门。门首设籍,书姓氏号为门簿。鲜衣炫路,飞轿生风,静巷幽坊,动成閧市。”在关于磕头拜年的这些记载中,我们发现,在过年时,社会各个阶层都有着相互庆贺的传统。在家族之内,跪拜自己的长辈之后,再相互之间进行拜年问候,甚至于一些终年不相往来的人,此时也会登门拜年致以祝福。

  豫北农村地区依旧保存“磕头”作为拜年的方式,只是近年来,随着村庄共同体的渐趋消解,村民对于“磕头拜年”仪式存在着不同认知。部分村民认为这是一种传统的拜年方式,应当予以保留,并传递下去,这一观点在村庄老一辈人中成为基本的共识;年轻人群体之中,特别是外来的媳妇儿,认为“磕头拜年”是农村的陈规陋习,与其自由平等的观念不符,应予以取缔。尽管对于“磕头拜年”这种拜年形式存在不同认知,但是均不能简单地从继承或取缔的角度来对这一仪式加以理解。所以,本文将通过分析“磕头拜年”作为一种拜年的仪式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社会意义及其对村庄的整合功能,揭示磕头拜年这种集体仪式的现实实践在农村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实质内涵。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目前学界关于集体仪式的研究,最早要追溯至涂尔干关于集体意识的论述。涂尔干在考察由传统同质性较强的社会转变为现代异质性社会所带来诸多社会失范[1]357问题时,认为现代社会呈现出病态的根源在于集体意识的消解,即社会成员无法形成对社会事务的共识,从而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此后,涂尔干希望从原始社会中的宗教研究作为突破口,以寻找形成集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在分析原始氏族部落的基本生活[2]322时,涂尔干认为集体仪式的存在对于集体意识的形成具有关键的作用,经由集体的仪式以及共同的活动生成对集体的归属感,以便与其他群体进行区分。哈布瓦赫将涂尔干的集体意识概念扩展为集体记忆,[3]37-41并从集体记忆的角度对集体仪式进行了相关解读,但是此处的集体仪式成为集体记忆建构的重要手段。然而,在康纳顿看来,集体仪式中蕴含着关于社会的记忆,这一研究的思路并未跳出哈布瓦赫的研究范畴,但是他更多的关注点在于社会记忆和仪式之间的关系,即侧重于对社会记忆和身体实践的关系的分析。[4]8-16

  国内的研究者也多是沿袭此一研究进路,从集体仪式功能的角度出发,来研究集体仪式及其实践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且这类的研究多是集中在民俗学和宗教学的相关分析之中。比如,李虎通过对客家村落“会期”[5]仪式的分析,来考察客家人的集体记忆经由集体仪式建构的过程,揭示集体记忆是如何通过集体仪式得到传承和发展。杜靖在分析鲁南春节秧歌[6]这一集体仪式时,更进一步的发现集体仪式对于村庄社会秩序的建构具有一定的作用,它形成了村民之间不同主体的自主性互动。此外,集体仪式还内含地方性信仰的表达,吴欣通过“奶奶”的庙[7]揭示出普通村民通过信仰表达和礼仪实践形成了地方性的文化特征,并建构了群体的自我边界。陈宁在对城市基督教进行考察时,发现基督教的世俗化仪式的表达方式对人们日常生活形成了一种嵌入,并进而反思了其中的宗教仪式的改造与教民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及其表达。郭于华更是将民间的仪式作为生存技术的存在,认为民间仪礼是个体获得成员资格的一个重要手段。[8]338-340

  此外,目前国内将“磕头”作为集体仪式的研究,大致存在两种研究进路。第一,对“磕头”仪式进行历史追溯。比如,王萍萍在分析“拜年”节俗的历史演变和现代的传承的时候,将“磕头”作为拜年的一种礼节和仪式,并对其历史进行了追溯,认为其发端于宋并延续至今。[9]帅培业通过对“磕头”“作揖”“鞠躬”等礼节仪式进行考证,认为“磕头”仪式源自部落时期原住民对于天地神灵的祭祀,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为社会通俗的礼节,且敬拜的对象范围加以扩大,以表达自己的尊敬和虔诚。[10]张岳在考察传统的汉族夏历新年的“磕头拜年”仪式时,发现汉族的新年仪式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突变,其间的传统意味的表达渐趋式微,而现代性的意味却愈加的浓厚。[11]第二,将“磕头”仪式进行分类并对其功能加以阐述。在对磕头仪式的历史追溯过程中,许多研究者将之放在具体的现实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并赋予其独特的社会意涵。同时,亦有学者将磕头作为宗教的一种礼仪进行分析,认为此仪式实现了宗教的世俗化。此外,也有部分学者从传统的行当中对磕头仪式进行的功能分析,将磕头作为了获取此行当的成员身份,并借助这一仪式实现了群体内的交往,进而实现与其他群体的区别。比如,岳永逸在对传统行当中的祖师爷这一信仰进行分析时,发现学徒通过对祖师爷的磕头仪式,被准入此一行当中,获得了此群体的成员资格,还隐喻成员之间的平等的观念及其行为。[12]李向振分析了出现在不同环境中磕头仪式的作用,分别对拜年、婚姻、丧礼三种场合的磕头仪式进行了阐释,并将磕头视为村民在村庄社会环境中为适应其社会网络、习得社会规范所进行的身体的规训。[13]

  通过已有的关于集体仪式和磕头作为一种仪式的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学界关于集体仪式分类、社会功能的研究形成了基本完善的研究谱系。在磕头仪式的相关研究中,关于磕头仪式的起源追溯、分类、磕头仪式的功能也存在一定的研究,为磕头仪式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较好的研究基础。但是,将磕头与拜年习俗中的集体仪式联结起来加以分析的研究在目前并未得到充分的展开,且已有的相关研究中虽然注重了集体仪式的功能以及磕头仪式在村庄中的部分社会功能,但往往是对从磕头仪式本身进行的理解,而忽略了对磕头仪式背后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考察。因此,本文将首先从豫北农村地区的磕头拜年仪式的现状,展开对磕头拜年仪式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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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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