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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微]两种自由意志的实践民俗学
——民俗学的知识谱系与概念间逻辑
  作者:吕微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1-22 | 点击数:1572
 

摘要:通过对民俗学的偶然性知识谱系与必然性观念联系的历史与逻辑的双重综合还原,回溯到作为理性科学的民俗学的理论与实践起点即人的理性整体性,并由此出发推导民俗学的理论研究范式与实践研究范式,不仅是中国民俗学应该关注的基本问题,也是世界各国为重建民俗学的学科理想而应当承担的共同责任。

关键词:实践民俗学;实践理性;自由意志;普遍立法;任意性

作者简介:吕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光说人有自由还不够。自由只是故事的一半,真理的一面。自由是人的生命消极的一面,而其积极的一面就是责任。实际上,如果人不能负责任地生活,那自由会堕落为放任。

  ——[美]弗兰克尔

  如果说,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民俗学家是从康德、胡塞尔、索绪尔那里汲取营养,而发展了表达任意选择的自由意志的美国精神的实践民俗学(如表演民俗学、公共民俗学),那么中国现代民俗学在其起步阶段(如果从1922年《歌谣》创刊算起)的基本理念,所师承的并不是胡塞尔、索绪尔的“任意的意志”,而是康德启蒙主义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及其统一的自由意志。可以这样说,美国民俗学的学科基本问题是“后期康德问题”(即Willkür的问题),而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基本问题则是“前期康德问题”(即Wille的问题)。

  我本人曾多次援引根据周作人的思想撰写的《歌谣》周刊《发刊词》对民俗学的两个目的的阐明。谭璐更是细微地注意到,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民俗学学者始终在“文艺的”和“学术的”两个学科目的(学科问题)之间徘徊,胡适始终强调“文艺的”是歌谣研究的第一目的,董作宾则把“学术的”作为民间文艺研究的第一目的,而周作人在民俗学的“学术的”和“文艺的”两个目的之间犹豫,且最终倒向了“学术的”第一目的。学术前辈们所谓的“学术”指的就是康德的理论理性(“五四”时称为“赛先生”),而“文艺”则是指康德的实践理性(“五四”时称为“德先生”)。这就是说,在中国现代民俗学起步的最初阶段,民俗学家关注的问题不是人的任意选择的自由意志的问题,而是关于理性的理论使用和实践使用之间关系的“康德问题”,甚至是理论理性与实践/实用理性之间关系的“亚里士多德问题”。

  如何划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发轫之初一度成为难题,是因为在中国古典学术传统中,几乎没有关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明确区分。因此导致了,一方面与感性经验有关的理论理性的实证科学不受重视(如称科学为“奇淫技巧”),另一方面则着重发展了道德实践的纯粹理性(如宋明理学)。在近现代打开国门以后,一方面同时引进了“德先生”(纯粹实践理性)和“赛先生”(理论理性),另一方面又为了实现强国梦想,用认识自然因果性的“赛先生”(科学),压倒甚至遮蔽或者扭曲了以实现自由因果性为目的的“德先生”(民主)。与“唯科学主义”的现代化进程相一致,中国学术界也更倾向于理论理性的经验研究范式,而忽略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先验研究范式。由于没有处理好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按照康德批判性检验,理性对自身的自我理解,实在是关系到如何为现代共同体奠基的大问题——也就无法进一步处理好实践理性内部的纯粹实践理性的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道德理想)与一般实践理性的任意选择的自由意志(幸福诉求)的关系,以至于在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方面,始终摇摆于道德专制的总体性国家与欲望泛滥的社会失范之间。

  我们说民俗学的“学术”目的最终压倒甚至遮蔽、扭曲了其“文艺”的目的,不是说民俗学的“赛先生”完全取代了“德先生”,而是由于中国现代学术在整体上没有经历过康德所说的理性自我的批判性检验,因而导致了民俗学(其他学科也是一样)对自身的学术理性的性质(目的、方法)在认识上的模糊不清。就民俗学而言,最终走上了一条用理论理性的方法来实现实践理性的目的的悖论之路[5],即如卡西尔批评浪漫主义时所说的,用启蒙主义(理论理性)的方法去实现浪漫主义(实践理性)的目的,从而导致了实践理性的实用化(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即前述民俗学“拿来主义”的技术化、工具化,而扭曲了实践理性本身,即用基于自然因果性的科学发展理论代替了基于自由因果性的道德信仰实践(例如普遍用理论理性的进化论评价人们的实践理性的宗教信仰,就把许多传统文化判定为落后的迷信),结果就导致了康德所说的理性使用的二律背反(自相矛盾、自我冲突)。

  总而言之,回顾“五四”学者为现代中国引进的民俗学学科,我们很难为其梳理、建构出一条“知识谱系”的清晰路线图。或者说,对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创建者来说,他们所仰仗的理论资源是相当驳杂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五四”民俗学家特别是周作人对民俗学的性质(目的和方法)的理解,完全是根据康德对理性的古典分类(“前期康德问题”,有《歌谣》“发刊词”为证),而他对“人的文学”的理解,则蕴含了康德对“任意选择的自由意志”的“后现代”思考(“后期康德问题”),而与此同时,却又普遍地失望于民众的“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的先验能力(不仅周作人,郑振铎等诸多民俗学家也是一样)。尽管我们至今都不清楚,周作人的“民俗学”思想和“人的文学”思想究竟是通过何种途径间接地“师承”了康德。

  这就是说,是启蒙主义的古典理想启发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家下定决心,在现代中国发起了一场民俗学运动,但是在没有“前期康德问题”的支持下,“后期康德问题”中的“任意选择是自由意志”也就缺失了。在中国民俗学从初生到新生的将近一个世纪之后(1922年至今),“前期康德问题”仍然笼罩在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穹幕上,不解决“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的“前期康德问题”,“任意选择的自由意志”的“后期康德问题”就永远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即便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美国引进了“表演理论”等以“任意意志”为观念基础的实践民俗学流派,也即刻被理论理性化(其中“语境”概念的时空化、经验化就是绝好的例证,详见下文),进而难以发挥其像在美国本土那样广泛的实践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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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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